卡松的右手终于被松开了。他迈步进了房间。罗丹在门口又对科瓦尔斯基说了几句，然后关上了门。波兰人又退回墙上的隐蔽处。
罗丹和卡松握了握手，把他领到燃气壁炉前的两个扶手椅旁。此时虽已是6月中旬，但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依然阴冷。他们两个早就习惯了北非的烈日，所以把炉火烧得很旺。卡松脱下雨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
“马克，你往常可没这么小心谨慎。”他说。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罗丹回答，“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照顾好我自己。但我可能需要几分钟把这些文件毁了。”他指了指窗边桌上公文包旁边的那个厚厚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才是我带维克多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给我六十秒的时间来销毁这些文件。”
“那些文件一定很重要。”
“也许，也许，”罗丹的话音里透着一丝满足，“我们得等勒内来。我让他十一点十五分来的，这样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同时到达而让维克多不安。出现太多不认识的人会让他紧张。”
维克多左腋下别着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紧张起来会发生什么？想到这些，罗丹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此时，他们听见一记轻轻的叩门声。罗丹穿过房间，把嘴凑到门上：“谁？”
这次是勒内?蒙克雷，他的声音紧张得有点结巴：“马克，看在上帝的分上……”
罗丹拉开门。蒙克雷站在门口，身后是那个波兰巨人。相比之下，蒙克雷就像个侏儒。维克多用左臂勒着这个会计，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两条胳膊。
“行了，维克多。”罗丹轻声对这个保镖说。蒙克雷被放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1963年春天开始主管OAS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OAS和全国抵抗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OAS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OAS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其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1960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去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OAS的一只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OAS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OAS。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OAS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