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那么无害了。在考验军队忠诚的最后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个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都在用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罗丹自己1940年6月听到的同样的那个声音。连内容都几乎一样：“你们面临忠诚的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有些营长醒来的时候，全营就只剩下少数军官，大部分军士都走了。
兵变就这样被收音机粉碎了，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罗丹比别的人幸运些。有120名军官、军士和士兵和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所指挥的部队比大多数部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农村都付出过更多的血汗。和其他参与兵变的人一起，他们成立了“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犹大”。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所得廉价变卖，逃离饱受战火摧残的海岸。而“秘密军队组织”则对他们留在身后的世界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报复。当这一切结束之后，这些领导者的名字都在戴高乐当局挂了号，留给他们的只有逃亡国外一途了。
1961年冬天，罗丹成为阿尔古的副手，是流亡海外的OAS的行动负责人。从那时起，精明强干，有着敏锐洞察力的阿尔古就成了OAS发动的针对法国大城市行动的幕后主使；而罗丹则以他的阴险狡猾和组织能力著称。如果他仅仅是一名强悍的极端狂热分子，那他虽然危险但绝对不是最出众的。在六十年代早期，OAS有许多这样的悍将。但他比那些人更有才干。那个老鞋匠生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男孩，这个男孩的头脑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罗丹正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成长起来。
在对法国的理解和军队的荣誉问题上，罗丹和其他人一样固执；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他则是实用性和逻辑性的统一。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都更加高明。
这就是在3月11日早上，他所想出的刺杀戴高乐的行动。他没有傻到认为这件事很容易；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有了小克拉马尔和军事学院的失败，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找杀手并不难；问题是要找一个人，或者是制定一个计划，这个人或者这个计划要有能力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穿越现在围绕总统本人建立起来的这堵安全防护“墙”。
他坐在窗前，两个小时里一直不断抽烟，脑子里有条不紊地想着一系列的问题。直到整间屋里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他才将这些问题汇总起来，然后设计一个方案来摧毁或绕开它们。每个方案在大多数他所想到的关键检验下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但在最后的考验下都被瓦解了。思来想去，有个问题看来真的难以逾越――保密问题。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行动分局对OAS的从高到低各阶层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对他自己的上级阿尔古的诱捕就说明了行动局急于抓捕讯问OAS的领导人的程度。他们甚至不惜与德国政府大吵一架。
阿尔古受审已经十四天了，OAS的所有领导都不得不东躲西藏。比多忽然就对抛头露面失去了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领导也惊慌失措地逃往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边远地区的机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