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张天麟(2)

过了几年海外孤子的生活,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德国师友对我们都极好。转眼到了1945年,三个妄想吞并世界的法西斯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相继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人类又度过了一劫。该是我们回国的时候了。最初攻入哥廷根的是美国军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由英国军官来主持全城的行政工作。我同张维去找了英国军官。他把我们看做盟邦的“难民”(displaced person),很慷慨地答应帮我们的忙,送我们到瑞士去。当时德国境内的铁路几乎已完全炸毁,飞机当然更谈不到,想到瑞士去只能坐汽车。那位英国军官找到了一个美国少校和另外一位美国军人,驾驶两辆吉普车,把张维一家三人,刘先志一家两人和我共六人送到了瑞士边境。我们都没有签证,瑞士进不去。我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士公使馆虎文,他利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把我们都接进了瑞士。离开德国边境时,我心中怅然若有所失。十年来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就此结束了。众多师友的面影一时都闪到我眼前来,“客树回看成故乡”,我胸中溢满了离情别绪,我只有徒唤“奈何”了。

虎文此时在使馆里是个什么官,好像是副武官之类,有一个少校的军衔,还是什么《扫荡报》的记者。我在上面提到的他那种“特异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其实并不真正崇拜蒋介石,也不能算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他有时也说蒋和国民党的坏话。这时公使馆的公使和参赞之间有矛盾。每次南京政府汇款给使馆接济留欧的学生,参赞就偷偷地泄露给我们,我们就到使馆去找公使要钱。要的数目是多多益善,态度则是无理取闹。使馆搞不清留学生的底细,不敢得罪。当时仅就留德学生而论,有一些确非“凡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外加冯玉祥、居正、戴传贤等国民党大员的子女均有在德国留学者。像我这样的卑贱者,搀在里面,鱼目混珠,公使馆不明真相,对留学生一律不敢得罪,坐收渔人之利,也弄到了一些美钞。我们知道,这种钱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会了同国民党的驻外机构打交道,要诀是蛮横,他们吃这一套。

当时,我们从德国来的几个留学生被分派到Fribourg来住,住在一个天主教神父开办的不大的公寓里,名叫Foyer StJustin,因为用费便宜。虎文全家则住在瑞士首府Bern。他们有时也来Fribourg看我们。我们是从住了六年饥饿炼狱里逃出来的饿鬼,能吃饱肚子就是最高的幸福。我过了一段安定快乐的日子。

1946年春天,虎文一家,刘先志一家和我准备返回祖国。当时,想从欧洲回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乘船走海路。我们从瑞士乘汽车到法国马赛,登上了一艘英国运送法国军队到越南去的大船,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海中的水雷还没有清除,到了越南西贡。此时西贡正是雨季。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些时候,又上船到香港,然后从香港乘船到上海登岸。我离开日夜思念的祖国已经快十一年了。我常说:我生平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便是祖国母亲,当时前者已经不在,只剩下后者一个了。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我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刹那时的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也。

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因为没有钱,住不起旅馆,就住在臧克家兄家里的日本地铺上。克家带我去谒见了叶圣陶、郑振铎等前辈。也想见郭沫若,他当时正不在上海。我又从上海到了南京。长之不久前随国立编译馆复员回到南京。因同样理由,我就借住在长之的办公室内办公的桌子上。白天他们上班,我无处可去,就在附近的台城、鸡鸣寺、胭脂井一带六朝名胜地区漫游,有时候也走到玄武湖和莫愁湖去游逛。消磨时光,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我通过长之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他虽长我们一辈,但是人极随和,蔼然仁者。我们经常见面,晤谈极欢,定交成了朋友。

此时,国民党政府,得胜回朝,兴致不浅;武官怕死,文官要钱;接收大员,腰缠万贯;下属糊涂,领导颟顸;上上下下,一团糜烂。实际上,到处埋藏着危机。在官场中,大家讲究“竹”字头和“草”字头。“竹”字头是简任官,算是高干的低级。“草”字头是荐任官,大概科长以下都算。在这里,虎文又展示了他的特异功能。不知怎样一来,他成了教育部什么司的“帮办”(副司长),属于“竹”字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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