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高中共有三个年级,十二个班;包括我在内,有国文教员四人,每人教三个班。原有的三个教员每人包一个年级的三个班,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年级剩下一个班,三个年级共三个班,划归我的名下。有点教书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给我造成了颇大的困难,他们三位每位都只有一个头,而我则须起三个头。这算不算“欺生”的一种表现呢?我不敢说,但这个感觉我是有的。可也只能哑子吃黄连了。

好在我选教材有我自己的标准。我在清华时,已经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最欣赏我称之为唯美派的诗歌,以唐代李义山为代表,西方则以英国的Swinlurn、法国的象征派为代表。此外,我还非常喜欢明末的小品文。我选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以外,重点就是选这些文章。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几位国文教员是不会相同的。

我没有教国文的经验,但是学国文的经验却是颇为丰富的。正谊中学杜老师选了些什么教材,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北园高中王崑玉老师教材皆选自《古文观止》。济南高中胡也频老师没有教材,堂上只讲普罗文学。董秋芳老师以《苦闷的象征》为教材。清华大学刘文典老师一学年只讲了江淹的《恨赋》和《别赋》以及陶渊明的《闲情赋》。课堂上常常骂蒋介石。我这些学国文的经验对我有点借鉴的作用,但是用处不大。按道理,教育当局和学校当局都应该为国文这一门课提出具体的要求,但是都没有。教员成了独裁者,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天马行空,一无阻碍。我当然也想不到这些问题。我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文。我的任务就是解释文中的典故和难解的词句。我虽读过不少古典诗文,但腹笥并不充盈。我备课时主要靠《辞源》和其他几部类书。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颇为“数典忘祖”,说不出来源。于是《辞源》和几部类书就成了我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我查《辞源》速度之快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了应付学生毕业后考大学的需要,我还自作主张,在课堂上讲了一点西方文学的概况。

我在清华大学最后两年写了十几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都发表在全国一流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见经传,也被认为是一个“作家”。到了济南,就有报纸的主编来找我,约我编一个文学副刊。我愉快地答应了,就在当时一个最著名的报纸上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取名《留夷》,这是楚辞上一个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们的副刊将会香气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学生。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当时的一元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穷学生拿到后,不无小补。我的文章也发表在上面,有一篇《游灵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寻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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