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济南高中·上国文课

胡也频先生教的是国文;但是,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认真讲过国文。胡去董来,教学风格大变。董老师认认真真地讲解文艺理论,仔仔细细地修改学生的作文。他为人本分,老实,忠厚,纯诚,不慕荣利,淡泊宁静,在课堂上不说一句闲话,从而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至于我自己,从写文言文转到写白话文,按理说,这个转变过程应该带给我极大的困难。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困难都没有。原因并不复杂。从我在一师附小读书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汹涌澎湃,向全国蔓延。“骆驼说话事件”发生以后,我对阅读“五四”初期文坛上各大家的文章,极感兴趣。不能想象,我完全能看懂;但是,不管我手里拿的是笤帚或是扫帚,我总能看懂一些的。再加上我在新育小学时看的那些“闲书”,《彭公案》、《济公传》之类,文体用的都是接近白话的。所以由文言转向白话文,我不但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而且还颇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写到这里,我想写几句题外的话。现在的儿童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书店里不知道有多少专为少年和儿童编著的读物,什么小儿书,什么连环画,什么看图识字,等等,印刷都极精美,插图都极漂亮,同我们当年读的用油光纸石印的《彭公案》一类的“闲书”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当年也有带画的“闲书”,叫做绣像什么什么,也只在头几页上印上一些人物像,至于每一页上上图下文的书也是有的,但十分稀少。我觉得,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这些话看上去似属题外,但仔细一想也实在题内。

我觉得,我由写文言文改写白话文而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顺手,与我看“闲书”多有关,我不能说,每一部这样的“闲书”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笔。但是,一般说起来,文章都是文从字顺,相当流利。而且对文章的结构也十分注意,决不是头上一榔头,屁股上一棒槌。此外,我读中国的古文,几乎每一篇流传几百年一两千年的文章在结构方面都十分重视。在潜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无论是写文言文,或是写白话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结构,要层次分明,要有节奏感。对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更特别注意。开头如能横空出硬语,自为佳构。但是,貌似平淡也无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让读者读了前几句必须继续读下去。结尾的窍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如食橄榄,余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写了七十多年散文之后,我的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减退,而且更加坚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许多篇文章中主张惨淡经营,反对松松垮垮,反对生造词句。我力劝青年学生,特别是青年作家多读些中国古文和中国过去的小说;如有可能,多读些外国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我这种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破的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簿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的批语。他敏锐地发现了我作文中的节奏,使我惊喜若狂。自己还没能意识到的东西,竟蒙老师一语点破,能不狂喜吗?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我的作文,董老师大概非常欣赏。在一篇作文的后面,他在作文簿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同王状元的对联和扇面差不多,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荣誉感。虽然我在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西洋文学,在德国治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字,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我觉得,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