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那个被康丫说成战斗机的大家伙，他说的炮是螺旋桨发动机，美国空军的标识倒是清晰可见，我告诉他们：“Ｃ４６是运输机，这是驻华空军特遣队。”
迷龙亢奋得不行，“我们要上去吗？屁股搁哪儿？得有个抓手的地儿吧？”
看这家伙的架势是以为自己要坐在翅膀上了，但在他往那上边蹦之前，押送兵忙不迭地把我们赶开了――那是连他们也不敢碰的禁忌。
我们在雾气中攒行，已经冻麻木了的神经被现代工业的奇迹弄得又有点亢奋，“哒哒哒”“咚咚咚”的口头模拟扫射和“乌滋空通”“嘘－轰隆”这样的模拟轰炸仍在我们中间层出不穷，我们实在已经被日本人欺得太久了。
“我们要去打东京吗？”阿译惊恐而小心地问我，又带了很多向往。
我瞧了他一眼，“上海都飞不到就没油了。”
但是我在笑，那种笑并不全然是对阿译的耻笑，我和其他人一样兴奋。
学生时我写作文，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民族之魂魄，论到最后也夹七缠八没搞清楚，论民族之血为石油，民族之骨为钢铁，民族之神经为技术那部分倒是工整对仗，因为我父亲就是早期留洋学机械的人。
虞啸卿做军火展示没让我觉得什么，因为近战要拼我夹七缠八的魂魄，雾气里的机群却让我亢奋，像是个没腿的人接触到生平第一条假肢。
我们中的很多人看着机侧漆的那个裸体女人发呆，起反应的不仅是他们蠕动的喉头，我们被带到一边，现在在雾气中影影绰绅的是Ｃ４６飞机庞大的屁股。
一个貌似是地勤管理的军官匆匆跑过来，“脱！衣服都脱啦！”
“换新衣服啦！”“要换新衣服啦！”“发枪！”“对，还要发枪！”“娘的，我要花机关！”“花机关算什么？那个叫什么？”“烫妈生！对，烫妈生！”“瘪犊子烫妈生，砸我一身瓦片。”“让你充好汉。”我们兴奋地聒噪着，低语着，争先恐后脱着衣服，脱掉裤子。
我挤向那个军官，递出我在破庙写好的纸片，“长官，长官，能不能帮我寄封信？”
那家伙只是少尉，但对着我这中尉的架势好像他是少将，“寄什么鬼信啊？”
我点头， “就是鬼信。遗书。地址写背面了。”
那家伙看了看我，算是接过去了，“你们是去打胜仗的。寄什么遗书。”
我点头哈腰地回到人群中，看着那家伙把我的信随手塞进了裤子，也不知道会不会帮寄。我脱下裤子后便露出大腿上包扎的绷带，我退进了人群，把迷龙和康丫拉到我的身前，郝兽医也好心地遮过来――但随即我发现，没人管这种小事。于是我可以专心用裤头上多出的一小截绳头绑住我手上的磺胺药瓶。
那个军官在我们中间看也不看地走过，一边在他的登记簿上划拉着什么，他唯一关注到的是不辣仍背在肩上的汉阳造。
他喝道：“放下！背着枪干什么？”
不辣很不自信地嗫嚅：“……打小东洋……”
“到地头美国人派枪，英国人派衣服，背这块废铁去干什么？放下！”
不辣很难割舍地把枪归入脱了一地并被拢成一堆的那些破衣烂衫，其他几个好容易保留了自己枪支的人有样学样，连要麻的刺刀，蛇屁股的菜刀也放了下来。
军官对了队列外我们看不清的几个人影叫唤：“发吧！每人一个！”
“发装备啦！”“排队排队！”我们自觉地站排了，亢奋地等着我们的新家伙。
然后便开始发了，人手一个，我们本来就更冷，现在更加冷，我们在雾气中赤裸着或苍白或脏污的躯体，很多人身上带着暗红色的新疤，我们发着抖，拿着我们新拥有的，并且替代了衣服和武器的东西――一个印着英文的纸袋。
我的脑子已经被冻得有点木，我迟缓地念：“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ＢＡＧＳ（呕吐袋）？”
“衣服呢？”“枪呢？”我们中间开始出现这样的质问，终于是有点儿抱怨了。
于是我们的军官开始发怒，“聋了吗？朽木！刚才说话你们在听吗？到地头美国人发武器，英国人派衣服！就在那边的机场！穿衣服带枪干什么？”
我们中间最强烈的抱怨是来自不辣哀哀的声音，“冷啊，长官。”
军官挺起胸膛，扫视着我们这群瑟瑟缩缩的人，“我不冷吗？这是上峰命令！国难当头！委员长的早餐都已经是一杯清水一块饼干了！你们是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要想着为国内抗战的弟兄节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