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伊丽莎白的事吧？”她说，终于把证件递还给我。
“是的，就是这件事。”
她犹豫着转身走向客厅，给我让路进屋。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客厅，找了一张没有摆放着布料和衣服纸样的椅子坐了下来。熨衣板支在外挑窗旁边；熨斗已插上了电源，升温时发出细微的嘀嗒声；远处墙边的缝纫机旁立着一个架子，上面挂着已经做好的衣服。空气中充斥着为纺织物上浆和金属发热的味道。
在通向餐厅的拱廊里，一位六十来岁、体格健壮的男人神情漠然地坐在轮椅上。他的裤子前面没有扣好，肥大的肚子鼓了出来。她穿过房间，将他的轮椅转向面对电视机的一方，把耳机戴在了他的头上。然后，她把插头插进电视机并轻轻打开电视开关。不知他喜不喜欢，他开始观看一场电视竞赛节目。一对情侣打扮成小公鸡和小母鸡的模样。可我怀疑他们俩能不能博取观众的喜欢。
“我叫格雷斯，”她说，“那是丽比的父亲。三年前的春天，他遇上了一场车祸。他现在一般不怎么说话，但听觉正常。任何人提到伊丽莎白都会让他激动起来的。如果你想喝咖啡的话，请自便吧。”
咖啡桌上放着一只陶瓷咖啡过滤壶，插在一条通向沙发底部的电源延长线上。房间里的其他电器好像也全都汇集到同一个电源上。格雷斯安然地跪下来。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约四码长的深绿色丝绸，她正要将一个手工制的衣服纸样钉住。她递给我一本杂志，翻开其中一页。画面中展示了一套设计师设计的衣服。衣服一侧往上开着狭长的缝口，袖子收得又细又窄。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一边看她干活。
“我为一位电视明星的妻子做这件衣服，”她缓缓地说，“这个明星好像是什么人的好友，一夜之间就突然走红了。她说，现在即使是去洗车也会有人认出她丈夫。人们向他讨要亲笔签名，给他做美容。是给他，而不是她。我听说他们俩过了十五年的穷日子。现在，他们夫妇可以参加贝莱尔酒店 所有的宴会了。我给她做衣服。她丈夫的衣服是在罗迪欧大道 买的。其实有了丈夫赚的那些钱，她也买得起那里的衣服，但那样让她没有安全感。这是她自己说的。她是个好人，比她丈夫强多了。我在《好莱坞记者报》 的‘认出你们俩’栏目中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和别的女人‘在斯泰利尼餐馆 享用牛排’。如果让我说的话，她应该在被抛弃前置办一套昂贵的行头，这样才算明智。”
格雷斯像是在自言自语，说话时心不在焉，脸上不时会浮现出一丝丝微笑。她拿起一把锯齿剪刀，开始沿着笔直的边缘进行裁剪。剪刀在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我一言未发。她所干的活儿有一种催眠效果，让人失去了说话的冲动。电视机闪烁着，我能从侧面看到那只‘小母鸡’双手着捂脸跳上跳下。我知道是观众在催促她行动――选择、传递并交换盒箱子，取出幕后的物品，再将信封交回去。所有这些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丽比的父亲一直坐在轮椅上无动于衷地呆看着。我想她应该和她的‘小公鸡’商量一下；但他只是害羞地站在原地，像一个知道自己年纪已经大得不再适合穿着万圣节戏装外出的大男孩。格雷斯将薄棉纸图样取下来，弄出沙沙的声响。她细心把这些纸样折好，然后收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