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附近转悠，去蒙特贝洛药房逗留了一会儿。药剂师的姓名牌上写着“卡罗尔 西姆斯”。他五十多岁，中等身材，淡玳瑁色的眼镜架后面有一双温和的棕色眼睛。他当时正在为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解释她的药品性质和用法。她对他的解释感到困惑不解，而且非常恼火。但西姆斯很老练，他用一种温和的善意来应付着她各种激动的问题。我脑子里想象着人们把他们的皮疣和猫咬伤的地方露出来给他看，或者在柜台外边儿向他诉说自己的胸部疼痛和泌尿系统的症状。轮到我的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也能有点小病小痛，以便能够向他讨教一下。然而，我只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八年前，劳伦斯 法伊夫被谋杀的时候，您是否刚好在这里工作？”
“啊，我当然在这儿。这家店是我开的。你是他的朋友吗？”
“不，”我说，“有人雇我来重新调查这个案子。我觉得从您这个地方开始比较合适。”
“我想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大忙。我可以告诉你他治病的药方、剂量、重新配药的次量以及开处方的医生，但我无法告诉你药是怎么被换掉的。好吧，我甚至也可以把这事给你说说，但我无法告诉你是谁干的。”
西姆斯告诉我的大部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劳伦斯当时正在服用一种他已经使用多年的名为希斯塔瑞尔 的抗组织胺药物。他大约每年看一次过敏症专科医生。其他时间，补充治疗用的药物自动获得医生的许可。西姆斯告诉我的唯一一件我还不知道的事情是这种名为希斯塔瑞尔的药品最近在市场中已经被取缔了，因为它可能有致癌的副作用。
“换句话讲，如果法伊夫继续再吃上几年这种药的话，不管怎么样，他可能都会得癌症并因此死掉的。”
“可能吧。”药剂师说。我们俩对视了片刻。
“我想您一点儿都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吧？”我问道。
“不知道。”
“好吧，我想也就是这样了。您旁听过那次审判吗？”
“我只是作证的时候参加了。我认出了那个药瓶是我们店的。它刚在不久之前重新补装过药品。但那是法伊夫本人来办的，我们当时还闲聊了一会儿。他服用希斯塔瑞尔这种药已经太长时间了，我们早就没必要再谈论这种药了。”
“那您还记得你们俩聊了些什么吗？”
“哦，普通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在城里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谈起了这件事。很多有过敏症的人都会对空气污染的恶化感到担忧。”
“那场火灾也让他担心了吗？”
“它让不少人都有点儿担心，但我记得他也没有过分地担心。”
“好的，”我说，“谢谢您。耽搁您的时间了。如果您想起任何其他情况，可不可以以给我来个电话？电话簿里有我的名字。”
“当然可以，如果我想起什么情况的话。”他说。
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了，我约好了六点才和格温再次会面。我感到烦躁不安、心情郁闷。我一点一点地将背景情况拼凑起来，但仍然毫无头绪；而且根据我的感觉，此事可能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根据加州法律，正义已经伸张过了，只有尼基对此有意见。那个无名无姓、无影无形的人谋杀了劳伦斯 法伊夫，而且八年来却被免予起诉，八年来一直安享自由。我现在就是被尼基雇来调查这个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肯定会踩痛某人的脚趾头，而这个人一定会对我不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