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她走进了白宫，不久我接到了从她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寄来一份当季新产品的草图目录。我无法告诉你自己当时有多么兴奋，我想我就要为另一位第一夫人做衣服了。
帕梅拉·唐诺尔经常和我通话。我建议说，因为我马上要到华盛顿为专业商店伍德沃和洛斯罗普做一场时装秀，我们不妨在时装秀结束后把肯尼迪太太在目录里看中的衣服送往白宫。她答应了。于是我们决定派一个人把衣服给第一夫人送去。那一晚我先离开了华盛顿，把衣服留在了那里。
今天我意识到，如果从总统官邸的安全来考虑，那件事情不应该那么轻易就被允许。但那是在1961年，人们几乎随随便便就能走进宾夕法尼亚大街，而且人们也确实这么做着。从早到晚都有人参观，而且极少受到限制。年轻的第一夫人在艾森豪威尔夫妇之后做了一项令人惊异的工作，她重新装修了这栋房子，我想她一定很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变化。
几天以后，衣服被送回了纽约，附带着一张便笺，上面的文字表达了第一夫人有多么喜欢它们。我随即打电话给杰奎琳·肯尼迪办公室的人，再次确认一下她喜欢的衣服。接电话的那位年轻女士说：“现在，斯嘉锡先生，请问制作这些衣服需要多长时间？你会来这里亲自量身吗？”我说我们讨论之后回电答复。
“好的。”她说。
“顺便，”我继续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将为肯尼迪太太提供最低的优惠价格，就像我以前为艾森豪威尔太太所做的那样。我想这很合理，是不是？”
电话里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
“哦，斯嘉锡先生，我不知道我们对此该怎么办。据我所知，第一夫人不应该为她的衣服付钱。我不得不让你明白这一点。”电话那端说道。
我感到强烈的震惊。我坐在瓦列里安·利巴尔为我设计的那间漂亮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虽然刚刚才到六点钟，但是因为是秋天，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所有人都离开了我的屋子，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了孤独和彻底的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只有二十几岁，我的生意仅仅开展了四年。我曾经对我自己立下一个承诺，我永远也不免费送出任何一条裙子，但现在有人正在要求我白白出让几打衣服，而且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有多久！我的生意不错，但我还有买这栋房子欠下的债务要还，还有其他的经济负担。
整个晚上我都被这个问题痛苦地折磨着，辗转反侧。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给第一夫人的办公室说：“我非常抱歉，我很愿意为肯尼迪太太做衣服，但是如果我接受，我也恐怕只能做到向她提供最低的价格，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给了最大优惠了。请务必向第一夫人解释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白宫的电话。
这也许是我一生当中做过的最不明智的决定！
这里要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今天，如果没有一张证明已经付费的发票，衣服就无法邮寄。如果接受无偿提供的衣服，第一夫人必须申报这一礼物并且支付一笔礼物税。1978年的《政府行为规范》中规定高级政府官员和他们的配偶必须申报任何价值超过35美元的礼物。我们怎能忘记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里根因为接受设计师比尔·布拉斯（Bill Blass），阿多夫（Adolfo），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吉米·加拉诺斯（Jimmy Galanos）和吉恩·路易斯（Jean Louis）赠送的价值几千美元的时装和珠宝的礼物而引起的骚动和不满呢？新闻界用整整一天来讨论第一夫人失检的行为，这是一场给里根政府带来很大困窘的严重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