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多同学，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都想拯救世界，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一混，纷纷开始拯救自己，其方式主要是停薪留职，这样一来，全国每个好挣钱的城市几乎都有了我的同学；我的同学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外边都混得不好，因此常常要打电话求告还留在原处的同学，“快再寄点钱来吧？我就快饿死了。”寄一次钱还可以，寄第三次时，我的这些既没挣钱还没当官更没来得及闯世界开眼的同学就激出满脑门子的怒火：瞧瞧！瞧瞧人家石映照怎么在外边混的？十多年了，要过一次钱吗？
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榜样，我所有同学的榜样。我在我的同学中一直是个另类，他们直到现在才把我当榜样。可是，他们不知道榜样找到自己的榜样时的年龄―――那是在我嘴角的绒毛还没完全变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那年代很有名的诗人，不屑一顾地跟我说：“什么？诗人出门还需要钱吗？”我的每个毛孔就从那时起被振奋起来，学了几天诗，赶紧放弃，转而学了一门叫小说的手艺。我对自己说：诗人不要钱，我，小说也不要钱。
我的人生第一道谶语就这样套在了自己头上―――我的小说至今也没卖到钱。但我当时可不这样想，我是按照诗人的做派来要求自己的，所以，毕业一到单位报了个道，我就赶紧开始了长达５年地在全国暴走，我必须守信，或者尽量做到“不带一分钱地走到２０个城市”。
实际上，我很对不起诗人，因为我的身上常常都有点钱，我常常不知那些钱是怎么到了我的腰包里的，有的也许是因为我想有选择性地打点工挣来的，有的好像是路遇的女孩暂时存在我这里的，有的也许是一个刚把我当朋友却被我当场痛骂的人强行送我的。总之，别人为钱少而忧心忡忡，我却为身上总还有点不干不净的钱而烦恼―――主要是因为你一旦还有点钱，或者你确信并依靠了钱的用途，那就真的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我只喜欢身无分文时的那种感觉，好到一逃票上了火车就跟人瞎聊，害得别人一天到晚强行请我吃饭。当然，流浪总能让不需花钱的生活本领迅猛增长，直到我成功地混进了故宫博物院，我就知道在这世上如果只为了生存，并没有多少过不去的关口。
我一路走一路结识朋友，除了在深圳吸毒的一个朋友前年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跟其余的几十个趣味相投的家伙频繁地联系着。比如，西安算卦的老张，广州教我拉广告却偏不收别人钱、害得别人差点动手的曹兄，以及第一次到北京一见面就要卖给我坦克（我不买，他后来又卖我大炮，连续降了几次价，我还是没买）的王大爷……还有，来自天津的流浪画家，曾在我裤子上画了一个猴子的莫漠（可惜的是这家伙快成名时疯了），还有一个我已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的东北老太太，我在冬天认识她时她已七十多岁了，当时正从东北南下，想去海南临时找一个老头暖和几个月，然后开春再回去，我差不多是强行地向她要个日后联络的方式，她很生气地拒绝了。我已找不到她了，但我还在找，怎么说呢？祝福她吧！希望海南（也可能是广州）的某个老大爷对她好一点！
我每到一处，都是那个城市里最忙碌的人之一：我曾连续一周在成都从早到晚数过共摆了多少个灵堂（我觉得一个城市必须要知道一天死多少人，由于殡仪馆的官办特色，那里提供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我曾在武昌数出共有１５个掀开后连续３天没盖上的井盖（我没继续监督是因为我随后走了）；我曾在上海徐家汇一条２００米的弄堂数出共悬挂出了２０３条内裤，其中有各种花纹的比例达到了７６％……还有的东西统计太难，比如我曾在兰州看它一天能养活多少个常住乞丐，数倒是数出了１２１个，但麻烦的是他们到处乱跑，所以数重复了没有就不知道了；至于狗屎，因为至今也没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科学统计方法，我只能说，上海和珠海是中国狗屎相对较少的城市。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要我写诗，我不如去数狗屎，我在广州一看到报纸上卖房子的广告说“水电气门卫四通”，我就知道这么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修出来的房子一定要垮，也没别的办法，就只好写小说，你知道中国文学刊物的脾气，等我的小说一年后发出来，刚修好的新房子已垮了十多座，我那个着急啊！不说了。还有昆明，出发之前，我读到了好几本古书，上边都说到了古时到昆明为官者，大都要修习一门治滇池之法的水文课，什么季节，什么污染物，容易滋生什么虫害，历史上是怎么治理的，上一任官员留下过什么注意事项，等等等等。我生怕现在的官员没有时间看这些闲书，或者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把官当上去了，所以，我几乎花了好几月的功夫，专门整理了一本小册子，原本是想到昆明顺便献官的。
总之，我觉得我尽到了一个流浪汉的最大责任……
本书的顺序是以我的脚力来分先后的，内容可能包含了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名称、地理、脉相、气候、风水、饮食、出产、民风、民情、民生、历史、传说、建筑、风景、器物、方言、艺术、庙宇、花草、虫鱼、水利、庄稼、相貌、情欲、文士、墨客、市场、经济、服饰、节庆、戏剧、宠物、文学、运动、聚会、标语、沿革、工艺、教育、礼俗、园艺、图腾、茶馆、报纸、杂志、电视、书屋、音乐、祠堂、公园、公交、巫术、口彩、谚语、公案、法规、制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