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爱情。在我看起来，爱情是有条件的。也许繁殖爱情的条件并不是财富和地位，甚至财富和地位恰恰会削弱繁殖爱情的能力。我以为，通常在贫困的情况下，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在男女的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爱情才会活跃起来，这就像有压力才会有火山爆发一样。路遥曾经慨叹：“雪夜之中，依偎在街角的恋人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让我羡慕的！”读路遥的小说，更能看见这样的爱情，它当然也是吸引青年的一个秘密。
我和路遥在过去有一点交往，不过属于蜻蜓点水，其背景是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帮助了我，对此，我心存感激。尽管我十分敬重路遥，但我却始终没有成为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这固然由于我主要写散文，他主要写小说，我年幼，他年长，也由于他当时是热点人物，他有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我自己在骨子里则是一个独立者、高傲者或自负者。我从来都未进入前呼后拥的队伍，也鄙视如此做人。我当时也为他做不了什么。现在能记得的，就是给他女儿找了一根作为玩具的注射针管，不过这还是应林达之托。倒是他一直关注着我，并有庇护之意。
有一年在新城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会，我觉得内容乏味，便抽身离去。出了门，我碰到他和贾平凹站在树下叽叽咕咕商量着什么。他们都是矮子，都穿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方时尚的黑呢大衣，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跟他们挥手告别，他们遂点头，应着好，随之路遥侧身对贾平凹说：“这后生不错，今后多多在意他一点！”其实我认识贾平凹比认识他还早，我和贾平凹的来往也密于我和他的交往，然而路遥的庇护我是领受了。至于贾平凹，当然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而且我也记得在一个困难的冬天他所给予我的帮助。还有一年，是一九九一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已经确定我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全省青年作家会议，然而有奸佞之人向宣传部揭发我犯政治错误，于是协会就不得不遵命取消我作为代表的资格。这种事情是愤怒不得的，不过可以冷笑。大约就是那几天，我在一个家属院碰到路遥，他宽慰我说：“蛋球事情，不要管它，好好写自己的东西就行了。”我和路遥只有一次讨论过文学，他教我：“你写散文一定要走自己的路。现在很多人都模仿贾平凹的散文，你不要这样！”我以为，如果路遥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他不会如此坦率，如果不把我当作他的兄弟看，他也不会如此诚挚。不过我觉得贾平凹的散文还是魅力很大的，你无法不学习他，然而当时我没有这样回答路遥，只是心里想着而已。
路遥逝世之后我真的非常难过，我一再默默地流泪。我记得一天骑自行车接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经过钟楼我忽然控制不住抽泣起来，四岁的女儿觉察了，遂抬头仰脸问我：“爸爸你怎么啦？”我说：“爸爸有一个朋友，是作家，写小说的，他昨天突然逝世了，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我和女儿就都哭着绕过了钟楼。去年的一天，我应邀在西北政法学院为学生比较余秋雨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最后的提问当然涉及到路遥及其我对他的印象，我遂说了我和女儿为路遥而哭的情景。我以为时过境迁，岁月的尘埃会把我的心灵污染得粗糙而迟钝，岂不知我还十分敏感，我一点也不料突如其来的悲伤会迅速袭击我，我竟在课堂上泣不成声。在大约有三百名到四百名学生的教室，一下变得十分寂静，也十分肃穆，我还隐隐感觉很多人都低下了头。感谢这些学生，他们理解着我，并以默默无言的形式参与了一次感情的交流。我以为此时此刻的无言，应该是最合适和最美丽的方式。
我当然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并留下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是路遥躺下之后显得非常短小，我觉得他短小得简直像一个孩子，他的脚上穿了一双雪白的旅游鞋，鞋底有类似瓦当上的一种花纹。从三兆火葬厂回来，我有几年不去那个鬼地方。尽管此间有同事和朋友逝世之后也在那个鬼地方举行追悼会，然而我狠着心，坚持不去。我觉得那里阴森，充满了不安的灵魂，尽管哀乐也很是悦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