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岁月荏苒，流光易去，不知不觉间，又快到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祭日了。
十五年里，我经常听人谈起路遥，谈起这个四十二岁便赍志而殁的优秀作家。
论及路遥，语含不屑甚至轻蔑的，自然大有人在。那些傲慢而浅薄的编辑，那些跟风趋时的批评家，那些习惯于做高头讲章的学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把路遥说成一个落伍而可笑的人，甚至把他的作品说得几乎一钱不值。这不奇怪。在文学领域，就连大师，都难免要受到别人的质疑和苛责。更何况，路遥还不是大师；更何况，路遥的作品的确存在问题。
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是用尊敬和感激的语气谈论他，仿佛他们谈论的不是一个从未谋面的作家，而是一个过从甚密、交往已久的朋友。有一次，在火车上，我的一位朋友说起路遥的题为《姐姐》的短篇小说，很是激动，以至于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的朋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博士，是一位好学深思且学有所成的学者。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念念不忘、心怀感激的，不是那些几乎一年炮制一部长篇小说的活着的“著名作家”，不是那些屡屡获得国际“大奖”的所谓“大师”，而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的小说家？
在路遥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文学写作的诸问题》的文章，试图较为深入地回答这个令我好奇的问题。
在我看来，路遥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是因为他正确地解决了“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他的写作成为能与读者的精神发生关联的积极的写作，赋予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使之能持久而深刻地打动读者。
现在，我发现，路遥的作品受到读者热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写作本质上是给予性的，而不是占有性的。
我发现，写作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模式：一种是占有性写作，一种是给予性写作。占有性的写作表达的是一种阴暗的情绪和利己的价值观，在这样的叙事世界，作者是一个暴虐的父亲，人物和读者都得不到他的尊重和善待。相反，给予性写作却有着母性的慈爱气质，在这里，利他的牺牲精神，博爱的人道情怀，以及对自由、正义、平等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构成了像大地一样稳定的精神基础，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宁静的幸福感和丰饶的收获感。占有性的写作是市场性质和交换性质的写作，具有迅速、轻盈和批量化生产的特点，汲汲乎以求的是印数、版税和码洋，相反，给予性写作则具有缓慢、沉重和少量化产出的特点，其目的在于发现并揭示人类生活的真相、理想生活的图景、自由的价值和幸福的真谛。占有性的写作是以作者的“自我”为中心展开的，它经常仅仅作为与作者这个“个体”相关的事情被谈论，与之不同，给予性写作是以“人类”为中心，它经常作为与人类这个“整体”相关的精神现象被谈论。
海涅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当做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们的写作里有着共同的东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这三个名字总是并举齐称的，隐然有什么绳子把他们串在一起。他们的创作里流露出一种类似的精神：运行着永久不灭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发扬了不自矜炫的谦德，仿佛是大自然。”是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仁慈”，这些就是给予性写作的特点。而路遥的写作就属于这种充满热情和爱意的给予性写作。
事实上，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给予性的，都致力于塑造具有“给予性”精神的“美好的人物”。屠格涅夫在1860年的一次演讲中高度评价堂吉诃德：“为自己而生，只关心自己——堂吉诃德认为是可耻的。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兄弟，为了除恶务尽，为了对抗那些敌视人类的力量——巫师们、巨人们，即压迫者们。他这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从来不考虑自己，他充满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请诸位认清这词的分量！——他相信真理，坚信不移，而且义无反顾。因此他才无所畏惧，坚忍不拔，才能满足于最粗劣的饭菜和最寒酸的衣服：因为他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他心地善良，但精神伟大，为人勇敢；他那感人的虔诚并没有束缚他的自由；他毫无虚荣心，但他并不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使命，甚至对自己的体力也毫不怀疑。他经常追求同一目标，这使他的思想有点单调，头脑有点片面；他知道的东西很少，再说他也不需要知道很多东西：他只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活在世上为了什么，而这正是最主要的知识。”路遥笔下的许多人物，就属于堂吉诃德的同志和盟友，同样属于富有牺牲精神的利他主义者，例如《人生》中的德顺爷爷和刘巧珍，《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的卢若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都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