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发也烘焙成型，一叠叠浪花八级台风也吹不动。理发师捧一面木框镜子，让我看到侧面后面，一朵浪花也不少，一份理发费买了层层叠叠多少浪花，我傻了。我不要做自己，要扮一个角色，一个相亲的时髦女郎角色。
出了理发店我越来越难受。这个扮演的角色让我自己一点自信也没了。我掏出小镜子，手指左刨右刨。这个头真是烘熟了，烘出的陌生人头像还不那么容易捣毁。我几乎想跳下黄包车，逃掉。
我总算成功地把满头浪花毁了一半。但一看还是刚刚从圆桶烘箱下获得了明星们最新艳闻，或学成了某种编织针法的时尚女郎。
彼得一见我便拿着高脚水晶酒杯走过来，两眼又大又亮，很高兴能再一次和我从陌生到熟悉似的。
他说：你今天真漂亮！这是一声耳语的惊呼。
我痴痴地看着他。随他的便吧，说真话说反话我都不介意。他穿了一套黑色西装，俊美透顶，但还是比不上我心目中的他俊美。我满心感触又满心委屈：我父亲给我的大限将到，他却不留踪迹地消失了。现在他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句“你今天真漂亮”就打发了我。
他酒杯里是粉红香槟。我以为只有我才能让他破例喝酒。在我进来时，就看见他和客人们聊得很高兴。我在他生活中没留下什么空白啊。
你看看，我多不近情理，在恋爱上就这么得寸进尺，患得患失。他高兴有什么不好？不，不好，他如此真切的高兴不应该有别人的份儿。我此时对彼得爱得咬牙切齿。
我说：不漂亮。我是在说我的头发。其实话中有话。
彼得怎么听得懂我如此层次丰富的不满和矫情？他马上说：还好，稍微刻板了一点，不过不妨碍你的美丽。
这时被他刚才丢下的对话伙伴又追上来，继续他们搁下的话题。他们谈球赛。奇怪吧？那时男人们和现在一样，也热衷谈球赛，这一谈谈了半个多世纪。球赛把各种不同的人物、人等谈得彼此彼此，球赛是他们超越种种政治、种族、道德分歧，唯一能谈得来的事物。他们谈日本人和英国人刚赛完的一场足球，又谈巴斯克的回力球表演赛，接下去，又谈黄牛票卖到天价的美国篮球表演赛。
其中一个人说：最好日本倭寇去跟美国人赛赛！
没人接话。他这一句挖苦有把谈话政治化的潜在危险。人们的政治面貌都藏在好客人的笑容后面。菲利普好心好意给大家好吃的好喝的，别撕下好客人的面容，为汪精卫和蒋介石打起来。
我们被请到温家的正餐厅里。这个餐厅大得可以打壁球。菲利普的房子虽然豪华，但一看就是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的拼凑。大餐厅原来是一个天井，上面盖了一个玻璃屋顶就成了餐厅。屋顶上落叶不少，一只去年秋天死在上面的大蟋蟀标本展览似的趴在玻璃上。客人们和印尼群岛来的木雕神像挤得水泄不通。菲利普是这么个人――假如他请客的这天正好有个裁缝来量衣服，或者一个瓦匠来修水池，他也会招招手：别走了，来来来！随便吃点！随便！
午宴极丰盛，却又很随便，中西菜肴，家制的外卖的都有。温太太一头汗，还是没法把每个人安置舒服。最后她代用人们抱歉说：这几个用人把人数算错了，否则在大客堂再开一桌好了！
我和彼得紧紧挤坐在一起，我一抬腿，再想放下，几乎办不到，只能放到他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