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普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普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普的太太有十多个用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普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的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某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服侍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集聚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像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一对对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1940年6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那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