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条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 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来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退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 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你都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 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我父亲假如走到你们面前，你们会为他的体态、嗓音吃惊。其实他并没有那么高大，只不过他动作起来莫名其妙地占地方，所以显得高大。还有，他走到任何地方，再陌生，他都是最舒服的一个人，相对而言，其他人就多少有些不适。我继母把这叫做“洋派”。可他这是装的。他的样子让你认为他属于倒头就能睡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的那种人，吃起来胃口特别好，好吃不好吃都不会挫伤他对吃的热情。其实他失眠加胃溃疡，两种病都跟他过分敏感紧张有关。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装，但我知道，因为我也装。
我要说这些，是因为这些导致了我的新身份：一个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眼下正准备离家出走的女大学生。所以你还要忍受我跑一会儿题。
我父亲出生在美国，家里开洗衣坊。那时十个唐人街的原始居民八个开洗衣店。不像现在，这又累又不赚钱的行当几乎让韩国人垄断了。我们的祖先是客家人，长着客家人特有的大眼睛，泼辣的大嘴岔子，短方脸。我父亲的兄弟们把祖父留下的几家洗衣坊做成了上百家，永远也搞不清他们有多少抵押，多少贷款，永远也搞不清到底是赔是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