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跑进重庆市体育场，才停下来找架浪桥坐了，让自己拼命流汗，拼命流泪，拼命想，却越想越稀里糊涂，越想越羞愤难平。邓璧儿一直跟在我身边，这时急得直跺脚，直说“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 我爸早就警告过我：“若是因为挨打而逃走，那你事先可要想清楚，爸爸是绝对不去找你回家的。” 我知道如果自己回去，会加倍受罚。我觉得我没错，不肯回去。我的衣服已和癞蛤蟆一起掷在金绍先脚下，这时光身子让风一吹，不由打了个寒颤。
邓璧儿就脱她的给我。我说：“算了，你光身子回去更挨邓伯伯打的。” 我知道邓璧儿远不似我皮肉结实，她每次挨打都忍不住哭。邓璧儿就硬把衣服往我身上盖，还是说“怎么办怎么办”，竟急得哭了出来。是啊，怎么办 那天是星期一，妈妈要周末才出现。我从未去过她教书的学校，只知道那学校离家很远。每个周末，爸爸亲自去接她回家，我们就在家等。我深知父亲，除了听妈妈的，他还听老师的，就一拖邓璧儿说：“走! 我去找个人跟爸论理。”
我俩又跑，跑去找那个曾说要将我培养成新中国政治家的老师。自从转到依仁小学念书，我还从未见过他哩。不过我知道他是单身汉，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我们翻墙进去，直奔政治老师那个灯光橘黄的小窗。谁料那七米见方的屋里不但坐着个陌生人，连书架花瓶等等摆设都变了样。我就去问敲钟看门的张爷爷。张爷爷说：“唉唉，小伙子成了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教养了!” 我如五雷轰顶，哭都哭不出来。张爷爷把他一件对襟白布褂给我穿了，帮我扣好，然后掏钥匙开校门放我俩出去。白褂子又宽又长，我失魂落魄像朵幽灵，任凭邓璧儿牵了衣袖，在夜色中游走。
邓璧儿将我牵回大院，牵上一幢背后的山坡，再三交代我静静呆着，她就溜下山去了。我被她藏在几块岩石的夹缝中，神智慢慢清醒过来。满天星光凉如水，被父亲扇了一巴掌的那边脸火辣辣作痛，但更痛的是心。我苦苦想着我的政治老师，想着他怎样地雄心勃勃，想着他怎样赞赏苏联，怎样颂扬社会主义，最后想得脑仁都疼了，还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为什么这样一个人都变得成右派分子…… ? 云娃子悄没声息从岩石后出现，一手抓着几块泡萝卜，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三个馒头塞给我说：“人是铁，饭是钢。就算天要塌下来，也先填饱肚子再说。” 他蹲下来，呲牙咧嘴告诉我：“两边屁股都开花了，没法坐。” 然后说，邓璧儿正在她爸的鸡毛帚前做功课；说凡是在三幢附近被各自爹抓住的都挨了屁股。说凡是挨打的都大呼小叫喊冤枉，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但因为这次同时挨打的人太多，家属们东奔西跑救都救不过来。
夜深人静时，云娃子和我蹑手蹑脚上了天台。天台不住人。除了水泥地可供乘凉，面积如厅大，也是八角形外，其他地方高出地面如金字形密封了像互相通连的一个大房，置有避雷针和电线，是给四楼住户作隔热层用的，孩子们常在那里捉迷藏。也有人在天台中央的大圆空顶上临时搭根长竹杆晾床单被套。
我们从小窗跳进隔热层，云娃子顺手摸出早备好的一根蜡烛点亮，再将几张报纸铺在木条地板上，又跳出去从竹杆上扯了两张床单给我，说：“床单是我们家的。你明天一早趁人未醒扔到四楼厅子里，我会爬起来收，告诉我妈被风吹掉了。快睡吧。” 又说，“我已经告诉你妹妹，她明天一早会把衣服偷出来给你换了上学。”
果然第二天，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就听到有个压低了的嗓门柔柔细细地拖长了声音喊“姐……姐呀……”。我赶紧抓了床单从小窗跳出，就看见妹妹那白白嫩嫩慌慌张张的脸。
妹妹念一年级，七岁了，手背上的酒涡涡依然不散。她的眼睛像妈妈又黑又亮，嘴巴则像爸爸，宽宽大大，面相很周正。虽然我已经升到四年级，却五官照旧挤着长，怎么也舒展不开。我们一点儿也不像。非但相貌相去甚远，就是名声也背道而驰。大院的家长们觉得这对亲姐妹是一个魔鬼一个天使。鼓励自己的孩子时，他们总是爱说“乖孩子，你再继续努力，就像钟丽珠那样了。” 责打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必定要说“混小子，你再继续捣蛋，就像钟丽丝那样了!” 记得那时的大院，家长们尚未时兴“株连”一法，既不因我妹妹的优良表现而原谅我的过失，也不为我的恶劣行径而迁怒于我的妹妹。总之在大人们的心中都认为自己对这两姐妹的评价是泾渭分明不失公正，用当时很摩登的一句话说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些雪亮的眼睛经常见到妹妹管我。
妹妹爱管我，也许跟她从幼儿园起就当班长的习惯有关。那时我喜欢蹲在地上赌洋画。洋画就是些像火柴盒面积大小的硬纸片，印着些连环画上的人物，从哪吒到张飞应有尽有。玩法很多。比如将几张垒成一叠，弯成弓形反扣地面，手掌也弯成弓形在地面拍，将洋画以掌风一张一张掀翻，翻一张赢一张，翻两张赔两张。或是赌香烟盒。不管哪种玩法，总要使巴掌击地。凡在这种场合，妹妹就在旁边给我讲道理，从“赌博是一种旧社会才有的不良行为”说到“在地上摸来摸去是不讲卫生的表现”。 我很早就吃惊于妹妹对说理的热衷与坚韧――她次次以苦口婆心开头常常以痛哭流涕告终，非将一圈人的赌兴败尽不可。大院的孩子为此对我十分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