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远大理想一下子就拉得离我可亲可近的人，是住我家隔壁的柴天惠。柴天惠是个大学生，老爱像苏联姑娘般穿件花格子“布拉吉”。再顽皮的小孩儿见了柴天惠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大学生，比英雄母亲更令人景仰。只要个人努力，肚子争气，就多可以成为英雄母亲的；但要成为大学生，却非扳倒许多对手不可。那时代，平均每两千人中，只能有一个进得大学之门。
柴天惠建议我们给苏联小朋友写信。她让我们各写一封，介绍自己的情况，标明各人就读的学校、年级、班次、座位，然后逐一为我们译成俄文。她回去翻译时，我们这帮小学生全聚在八角厅诚惶诚恐地等待。她妹妹柴天华，一会儿一次地，到厅里向我们宣布：“我姐姐，她又翻好一封了!” 那神态之骄傲，像故事里那一类最刁蛮的公主。
信翻成俄文后，柴天惠又让我们伸出右掌盖在属于自己的那份俄文上，然后用铅笔把手掌轮廓仔仔细细描下来。信全是寄去莫斯科第一小学的，并依照我们各人的情况，写上某年级、某班次、某座号同学收。却是没有收信人姓名的，因为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且满怀热情。然后，我们这层楼的全体小学生就一路唱着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雄赳赳结队去上清寺邮局寄信，之后就开始等回信，等得很煎熬。我们楼下有个大信箱，没盖的，钉得很高挂在大门附近的墙上，要大人们伸手才够得着。我们天天叠罗汉，轮番儿踩在小伙伴肩上看有没有苏联来信。又过了一周，索性跑到大院外面天天等那邮递员。终于有一天，被半路截停的邮递员掏给我们一大捆信，他又兴奋又惊奇，喊道：“苏联娃娃居然会写中国字哟!”
我们每人收到一封回信。信封上有一笔一笔描出来的姓名和地址，拆开一看，信上也画了巴掌，还附了照片，却我们咋也看不懂俄文信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到路口去盼柴天惠……
给我回信的是个男孩，叫沃洛加。他寄来张照片跟信封那么大，眼睫毛很长，鼻子有点儿翘，鼻梁上有几粒淡淡的雀斑，样子很逗人喜欢。从沃洛加信中，我知道原来苏联的学制跟中国不一样。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可以在同一间学校念完，总共十年级。我们却是总共十二年级：小学四年级叫初小毕业；六年级叫高小毕业；若考得上，再续三年，叫初中毕业；如果考得上高中，再读三年，才可以考大学，比他们要多花两年哩。
沃洛加每封信都令人很愉快，谈的都是假期、滑雪、海滩、化装舞会……，更让我觉得应该好好向苏联学习，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生活。沃洛加说他十分惊讶为什么中国小学生连他们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都知道，其实我是听政治老师说的。
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经济十分困难，春天雪化时，甚至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都能见到冬季的饿殍。有十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斯大林号召他的人民努力加倍工作，有个叫斯达哈诺夫的工人一年不到就完成了自己几年的工作定额，于是政府号召全体苏联人向他学习，称为斯达哈诺夫运动。现在，中国也掀起向他学习的高潮，开始在各个工厂、矿山按照工作定额的完成量评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后来，这种运动推及到医院、图书馆、话剧团等等一切非生产单位去了。也不知是由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这称号太长了不好记，还是因为学校呀、图书馆呀什么的没法核算产品定额，总而言之，中国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在奖状上就被写成“先进工作者”了。
那会儿的先进工作者是不给钱的，但会得到一张道林纸印的奖状。得了奖状的人，就用饭粒搓在它的四角，高高粘在墙上，就成了这人和这家的骄傲。来客见了，立时满脸敬重，都会伫立细细欣赏那份印得十分简单也写得十分简单的奖状。往往在那种时刻，主人眼中就流动着一种含蓄得很的自信，远胜于当今在家里炫耀有瓶路易十三法国酒的主儿。
那时，各所学校也要每年两次评好学生，也发奖状。我家墙上从来没贴过我的奖状。老师们开玩笑说：“如果仅以工作量来衡量，钟丽丝这匹害群马都可以称为斯达哈诺夫式学生了。可惜这野马总跑不上正道!” 不过，政治老师却很喜欢我；说是“有性格的孩子才是可以教育的孩子”。
我的政治老师戴副透明的白色胶框眼镜，连走路都在读书。他血气方刚，讲起课来很狂热，那语气那手势，让人觉得他巴不得将我们的头盖骨揭开，以便将富国强民的主张一勺子就填进我们脑袋里。一上他的课我就很兴奋，于是我就加倍努力学习政治，放了学还翻爸爸的书看。爸爸有种《时事手册》的刊物，讲的全是政治事件。虽然我看了如堕五里云雾般稀里糊涂，但依然坚韧不拔，硬是生吞活剥地强记一些内容。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比如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订的；记住了到一九五二年九月为止，完成土改的农业人口已占全国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年初，又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还记住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一九五五年十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总而言之，记住了一个小孩绝不会感兴趣的东西――我这样感兴趣地做，除了觉得这是为国为民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觉得不该辜负老师的知遇之恩。因为他说他不但自己要努力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还要把我培养成政治家。我也很愿意长大成为政治家。不过，我始终也没有当成政治家。他也没有，他变成了一个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