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十五岁的姑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她肤色亮泽、珠光宝气，身上散发着宜人的香水味儿。但她讲述的内容和我原来的设想并不太吻合：她是个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读的是企业管理专业，她也从来没有费力去找过培训机会，因为做妓女这行比其他行业都来钱快，所以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勤工俭学”了。她晚上接客，白天上课，没有一门功课的成绩亮过红灯。她并没有进一般的卖淫场所，也不站街，而是通过一个“应召女郎俱乐部”将自己推介给有钱男人，他们中既有知名演员，也不乏石油大亨。“有时候真的有趣极了！”她说。
面对我的追问，她坦言说，和嫖客之间的性关系并不能令她满足，这只是一种金钱交易而已。忍受屈辱也是经常的事，第一次和嫖客上床后她觉得非常沮丧和压抑。还有一次她甚至遭到了嫖客的殴打。现在的她和男友生活在一起，男友在一家咨询公司有份很好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她的过去，而她自己也不想再回到妓女这一行了。“在我们那个应召女郎俱乐部里，肯定不会有找不到实习机会的中学毕业生，在别处倒是有可能。”她说。
我根据自己听到的这些负面内容杜撰出了一个故事，还在其中揉进了不少从妇女组织的报道中摘录的段落。在《活力》杂志社，每个编辑都要把其他所有人的文章挨个读上一遍，从初稿到定稿莫不如此。这种方式看起来很既耗时又费力，但目的是为了确保读者看完文章后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进而在政治立场上向我们这边靠拢。审阅过我的“妓女行业调查报告”后，编辑部全体人员一致做出决定――不通过。尽管作为一个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者，我已经把文中主人公针对色情业所发表的中性、甚至是认同的言论统统剔除掉了，同事们还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这篇文章，这个说：“这简直是为卖淫嫖娼的行为唱赞歌！”那个说：“这个妓女完全被塑造成了敢作敢为的人物，哪里还像社会的牺牲品！”还有人表示“妇女卖淫主要应当归咎于科尔政府的谎言，而文中并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点”。
“可我们也不能白纸黑字地说瞎话啊！”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必须搞清楚‘真实’和‘逼真’二者间的区别。”狗子又开始对我谆谆教诲，“任何杂志都不会写赤裸裸的真相，资产阶级媒体编造谎言为的是最大程度地榨取利益。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绝不撒谎，但是我们会用一定手法把真实的一面披露出来，使广大群众认清当前的阶级矛盾。我们的杂志追求的是‘逼真’，而不是别的。”
我妥协了，接受了编辑部的修改要求。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撒谎者，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任务而已。经过三个昼夜的伏案工作，五次编辑会议，我终于完成了一个无可指摘的最终版本。在这个版本中，身为主人公的妓女不再是从良女子，而是一个深陷淫窟无法自拔的挣扎求生者。在故事的最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嫖客们的折磨与蹂躏，决定一死了之。临终前，她戳穿了科尔政府编造的谎言。读罢这个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故事，编辑部主任赞不绝口地说：“太精彩了！”我心想，精彩的都没写出来呢。
我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记者，还被《活力》派去尼加拉瓜采访。在那里我写下一篇新闻稿，不吝笔墨地热情赞颂扛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摸爬滚打的美洲姑娘们。我并不觉得这和我们倡导的和平运动有什么相悖之处。她们毕竟是在抵抗美国雇佣兵，是在为自由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在我们眼中，苏联并不是掌握军事霸权的大国，而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支持解放运动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