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是一条移动的界线，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摇摆不定。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以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墨子（公元前486-376年）
在我的家乡――布雷施高地区的斯陶芬，我一度曾是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那时，我最要好同学的父亲成天骑着自行车在我家门前巡逻，为的是不让他儿子和我碰面。我对这个老家伙很是反感，他凭什么这么对我？说到底，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小毛头，连混混都算不上。我一不偷、二不抢，成绩优异，留着一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中规中矩的短发，更别说沾过大麻之类的东西。在性的方面我也非常保守，严格地说，我还没和任何姑娘上过床――最多不过就是在一辆房车后面吻过莫妮卡，也就是酒商威斯勒的女儿。为这我老妈还拿地毯拍子把我狠狠揍了一通。
我从一个胆小如鼠的局外人变成全城上下妇孺皆知的叛逆者，和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是从一本书开始的――一本可以塞到牛仔裤屁兜里的小红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毛泽东语录》，在西方国家，人们把它称作“毛圣经”。我是在我父亲的书架里发现这本书的，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1933年以前他曾是德国共青团的成员，之后他虽然远离政治，却因为唾弃纳粹而在二战即将结束前不久被作为叛逃分子缺席审判，定为死罪。正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他又生性温和，所以对左翼思想和“毛圣经”都抱有一种宽容态度。
十二岁的时候，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我总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毛圣经”。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浮士德文理中学大礼堂里的时候，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一些的，则叫我 “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我母亲的娘家姓叫茨威富尔，这个词在德语里恰好是“怀疑”的意思。当年，身为空姐的她和我的父亲在飞机上一见钟情。我的母亲，无论根据国籍还是信仰都属于不折不扣的瑞士人，所以她对我所热衷的活动自然也就嗤之以鼻。“你真是死不悔改啊！”她一面在我们家的楼梯上“哐哐哐”地上上下下，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抱怨。我的妹妹乌拉，多年后成了一位功成名就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当时她每天都要去上舞蹈课。“我们家的孩子个个都中了魔怔，”她对邻居抱怨道，“女儿是芭蕾舞，儿子呢？――共产主义！”
在我与“毛圣经”结缘的第六个年头，还有几个月就要中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和同志卡勒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有“紧急的事”要和我谈，而且“今天就谈”。电话里是不能说的，谈话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我们坚信，联邦宪法保卫局、美国中情局都会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甚至火车司机都因为参与左翼活动而被开除，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