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 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那天我还没有看到圣芳济各的雕像。
在萨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维多利亚修士之后。
（4）
圣芳济各很难找，最后发现，它躲在一个小小的公园里。
与前两座不一样的是，圣芳济各是一个现代派的铁雕。粗糙厚沉的黑铁，弯成尖顶帽，铸成刀剑般的腰绳。那个铁像扭曲着，做着一个古怪的搂抱姿态。当然做得粗糙，使用铁质，都可以强调他的安贫。现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务的暗黑一面。
维多利亚修士和圣芳济各派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中国智识阶级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当然，还从一个异端到从者如流的大派别，一种纯净的理想，到一个世俗化的教团。在浊浪滔滔的人间社会，它被本能与利益的合力裹胁，随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遥远的初衷。
坐在铁圣徒的脚下，啃着剩下的半个波卡迪奥，我看不懂他虚怀合抱的姿势。
几个铁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许那不是铁星，是变形的鸽子？
愈看愈觉得，粘在圣芳济各袖口的铁星，就是鸽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会屋顶上的那只鸽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顶上的鸽子，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和这铁星鸽子一样，它是建筑的活雕塑。这鸽子的含义是什么呢？愈看愈像，几枚铁星粘着黑铁的衣袖，古怪的形状没有遮住飞翔的姿态。没错，就是变形的鸽子。
圣芳济各，他究竟和鸽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他生前呵护动物，我觉得不仅那么简单。看来到处与圣芳济各有关的地方，都有鸽子的存在。我猜来猜去，还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榄枝的鸽子。也许恋着圣芳济各不肯离开的鸽子，正以眷恋呼唤和平，虽然今天人们正在容忍战争，谁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这样的他，这座变了形的铁人，就是让我牵挂了好久的他。
再端详时，铁像愈发地怪异了。
莫德在那段温和告诫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义：
“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必须说，这样的主义，导致了对战争和杀戮的漠视。在事实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绝对主义。关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判断和机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确实的，即便他的探讨基于深刻的社会经验和真实――人们也不能以那些经验做为依据，批判托尔斯泰的原则。因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为之外，还有恣意的舆论制造。这是更大的罪恶；它随着电视信号的覆盖，占领着每一个角落，腐蚀着艰难的世界。
国际法被侮辱了，虽然电视机高唱国际准则。共同语言在呼喇喇崩溃，哪怕再简单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对立。语言的灾荒也随之蔓延――抵抗者牺牲被称为击毙，侵略者被击毙却叫做战死。战争被称作反恐，占领后的压迫，叫做安全局势。
离开那天，我们又沿着旧路，把三座雕像浏览了一遍。
维多利亚修士的青铜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雕像如出一辙，除了那本他的著作。显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街头饰件。
圣芳济各的铁像则意有所指，粗糙、黑铁、抽象，都显得言简意赅，且避开了细节。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处的公园是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门可罗雀，连鸽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无名的作者。
维多利亚，圣芳济各――他们若是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导师托尔斯泰，他若也最终失败――那也无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败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纪念雕塑则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罗丹的作品。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成《小癞子》。而罗丹笔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忧郁，眼神模糊，老头不刁，小孩不油，人物显得比较“正面”。
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纪，才发现人没有怎么进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饱暖，那一样都没上完初级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们，这托尔美斯河上的流浪汉，它的含义才是最隐秘的。人类还会从头开始，从解决最低限的需求开始，重头跋涉漫长的进步之路。踟蹰于饥寒，如动物流浪，重复小拉撒路在托尔美斯河上的悲惨旅途，永远也不能答复――关于人道的深刻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