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潮兴起，我们季家也在发生着变化。首先，我从一个科研工作管理者变成了科技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事虽然新鲜，父亲尚能接受，因为那总是为国家服务嘛。但随之而来的出国热，却使他所有的三个孙子辈的孩子都出国去了。先是孙子季泓去美国读大学；接着孙女季清去澳大利亚，之后又去了美国读书、工作；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对孩子们的出国，父亲基本上都不赞成，只对季泓去美国念大学表示认可。他对移民国外更不以为然，甚至鄙视。但是面对这个潮流，他也毫无办法，无力挽此狂澜。
面对许多事情，他虽有不少牢骚和不满，但没有因此而浮躁，他头脑清楚，心有主见。既然自己管不了那么多事，当务之急还是要抓紧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为从自己的处境考虑，这时他有可能也应该抓紧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那时的他，从“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不可接触者”，变成了学术大师、“极可接触者”， 各方面的环境对他说来真是有生以来最好的。他不能辜负这种变化。于是他孜孜不倦地在学术上耕耘起来。
他仍坚持清晨四时起床就开始工作的老习惯，成了朗润园里最早亮起的灯。他继续撰写《糖史》，恢复散文的写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日见其高。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家庭的和睦是极为重要的条件。家庭的事务全由叔祖母和母亲承担，他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待遇。由于他的书多，没地方搁，学校给他增加了一个单元的住房。我替他把那个单元的凉台封起来，这样等于又多了一间小书房。父亲经常坐在那里写作，下雨时在那里聆听雨点打在铁皮顶棚上的声音，发忧国忧民的感慨，优哉游哉，美不胜收。
我和姐姐两个一如既往按时于星期天来家探视，带来各种食物和日用品，从事家务劳作。姐姐则依旧为三位老人添置衣物鞋袜。一般我们到了北大家里，放下东西就干活，打扫卫生，清洗衣裳，做饭做菜。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必然有一次聚会，多数情况下，依旧请李铮夫妇参加。偶尔，父亲拿出一些钱，让我们去买点冷荤，以壮餐色。
我们还把楼前的一块空地收拾成一个小花园，扎上竹篱笆，栽上各种花草。我特地从四季青公社买来了一株玉兰树种在父亲书房的窗前。那时这株玉兰树是北大校园里唯一的一棵，每逢春季花开，大家都来观赏，成了朗润园的一景。有一年，在小花园里长出了一棵丝瓜，竟神奇地爬上了三楼，结了很多丝瓜。这使父亲大感兴奋，于是写下了《神奇的丝瓜》一文。
这时，我的叔祖母和母亲都很健康，叔祖母负责采购，每天清晨她推着小车去小合作社采购，回来的时候车子里放满了蔬菜之类的食品，从弯曲的小路慢慢地走来，邻居们见了都热情地招呼，这也成了朗润园里的一景。我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做饭洗衣也很忙碌，可是她对公益事业却很热心，曾一度担任过居委会的什么工作，常常在外边开会。这个时期我们家的生活平静而和谐，成为朗润园里的佳话。大家都羡慕父亲有这么和谐的家。可是，谁也没想到，和谐平静的背后，却掩盖着季家的危机。
父亲和我们之间实际上仍然存在隔阂。我们和他可以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可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可内心里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我们家先天条件造成的。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是很难改变的。先天不足，是我们家不幸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