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拉开百叶窗，清晨的空气弥漫着初冬的寒气。我把挂在墙上的木枪拿下来，光着脊梁，练了一通拼刺刀，算是做早操了。
一边练，一边唱：拼刺刀，看谁拼得好，保家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
我穿衣服的时候，看见房三爷走出我的院子，秀大妈送他。我在水龙头跟前好歹洗了一把脸，腾腾地跑下楼去，十二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用一束束光筑起一道墙，我揉了揉眼睛，问秀大妈：“是房三爷来了吧？”
“是啊。”秀大妈用苦恼阴郁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此刻，她失却了以往的豁达和开朗。
“有什么事吗？”
“我家老头子求他来做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回家去住。”秀大妈极度疲倦了似的走上台阶，嘴里嘟嘟囔囔地往她的房里走。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秀大妈，我也纳闷，你为什么不搬回去跟老伴去住呢？”
秀大妈说：“我不爱我老伴了。”说完，哐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
她的语气，她的声调，还有她的措辞，虽然是冷冰冰的透着一股子执拗，但还是把我给逗乐了。我冲着她的后背做了鬼脸，说道：“几十年的爱情，不会一步就走到尽头吧！”
“别理我，烦着呐。”她说。她的这句话是跟我学的。
看来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折磨着我一个人。爱情太敏感了，仿佛电流，它能敏感地触及到每个人，无论男或女，也无论是老或少。多少人都企图紧紧地抓住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地方，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一样，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我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我想。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郁闷，甚至已经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了，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像阴影一样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晚上，我决定去跟铁木儿讲和，既便她仍然是武装到牙齿的阵势，我也必须首先解除掉自己的武装，退一步，海阔天空，总会让她露出不可多得的微笑的。因为晚上要在原田家开派对，在那里，我就能跟她碰面了。
那天，我到的特早，所以原田说我：“整个一积极分子。”而且他是一脸的惊愕和诧异。
大概是因为独身的缘故，自由散漫惯了，参加集体活动时，迟到早退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偶尔，提前入场一把，反倒令人起疑。
“先喝一杯鸡尾酒。”梅梅一边说，一边用麦杆搅动浮在酒杯里的柠檬。
接过酒，我咕咚喝一口，然后说：“要是来一杯亚美尼亚酒才带劲呢。”梅梅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你想得倒美。”梅梅在我们当中是惟一的一个远离酒精的人，因为她酒精过敏。好在我现在的兴奋点不在酒上，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每次听见门铃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当发现进来的并不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等彭哥他们一一到场之后，铁木儿还没来。
她的路途比我们要远的多，来晚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急，我不必急，我叮嘱自己说。
在笑声、歌声、吵闹声和插科打浑声中，我们结束了晚餐。这时候，还没见铁木儿的影子。
一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不那么简单，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破坏了她的原计划，也许，很快她就会赶来的――我对她一直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
原田今天晚上安排大家看的仍是帕索里尼的片子。据说是他最惊世骇俗的片子《萨罗，又名索多玛120天》。
“看帕索里尼的其他片子，看的是剪辑技术，看这部片子，看的是摄影角度，机位总是恰到好处。”原田说。
可是，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那些性虐待的场面就让人受不了了，纷纷提出抗议，圣虹姐差一点吐出来。表现得最为坦然的是梅梅，她习惯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无动于衷。我猜，她的电影看得太多了，麻木了，多恶心，多变态，多恐怖的情节对她都是刀枪不入了。
原田终于禁不住舆论的压力，一边给大家鞠躬，一边赶紧换了一部库布里克的片子《全金属外壳》，总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尽管放的是一部我喜欢的黑白片。
夜已很深了，铁木儿仍旧没有现身，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点空虚，还有点烦人的孤独感。她的缺席，会不会是故意的？会不会是昨天夜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后遗症？会不会就是为了逃避我？
这中间，圣虹姐几次拍我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脑子开小差了？”
原来是圣虹姐想跟我聊一聊越战的话题，我却置若罔闻。
圣虹姐指了指正在放着的电影说：“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战争上的变态，它扼杀的是人性，而帕索里尼的电影里的性变态，只是伤害人欲而已。”
她说着，含笑直视着我眼睛的目光温柔而亲切，酷似铁木儿在某种场合时常出现的表情。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话：微小的差别万岁。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所有的差别都是微小的。
我递给她一支烟，似乎是鼓励她说下去，事实上，我在力求把铁木儿的面部变化和眼前的圣虹姐的神态相比较，想从中找出一些“近似值”来。结果发现，除了一个皱纹多一点而另一个皱纹少一点之外，再无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