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突然人声鼎沸。
我从睡梦中惊醒，猛地又不知今夕是何夕。每次闻听到如此浩大的声势，都让我一时无法清晰自己此时此刻究竟处在何年何月的哪场运动中。
很快一个小红卫兵跑来，告诉看守我的两名红卫兵，是“八一战斗兵团”联合“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杀回来了。
看守我的红卫兵立即跑去支援战斗。
不久后，姚卫东突然出现在门口，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让我想起一句电影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我顿时感到醍醐灌顶，对这一场场运动有了全新的认知。
三天后，姚卫东、尹卫红像上次那样，坐在了我房间的“审判席”上，他们中间多了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工人。陈向阳、李革和另外两个工人分别站立两旁。
姚卫东坐定后，劈头就说：“阮籍，你这个反动分子，别抱有任何幻想，今天不再给你多余的时间，你最好直接交代关于刘少奇的走狗浪涛市资产阶级当权派鲁南容的罪行，不然立即宣判你的死刑。”
“文革”开始以来，我不是被关押揪斗，就是软禁在家，对外面的消息一点都不知晓。他突然说：“刘少奇的走狗”，难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打倒了？我既感到惊讶不已，又恍然大悟，特别是联想到顾老师曾对我回忆起这几十年来他历经各种运动的情形，我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又有了初步的了解，更加认定那一场场运动的丑陋和荒谬。
我长叹了一声，说：“你们何必一定要我来说？要什么罪名，随便张罗一下就是一大堆。”
姚卫东拍案而起，狠狠地说：“你这个反动分子，竟然如此可恶，什么叫要什么罪名？什么叫张罗一大堆？我们的革命是实事求是，难道是诬蔑别人？你这态度就是在侮蔑我们，侮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这种人干脆拉出去枪毙得了。”
那个坐中间的工人也挥舞拳头骂道：“这个家伙他妈的真是反动透顶。”
姚卫东用谄媚的表情对那工人说：“陈师傅，这个家伙一向如此，最喜欢胡乱诬陷别人，原来我找了个对象，就是他在背后诬陷，害得我现在还是单身。没有想到他吃了熊心豹子胆，竟然敢诬蔑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立即一惊，想起前年别人帮姚卫东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的父亲是我的棋友，就来问我姚卫东的为人，我当时觉得他为人过于圆滑，有些急功近利，就如实说了。没有想到姚卫东就是因为此事记恨起我来，怪不得“文革”开始后，他一直针对我，对我如此凶狠。
那姓陈的工人狠狠地瞪着我说：“越有知识越反动！越有知识越坏！我们对你这样的坏蛋已经失去耐心了，你不立即彻底交代罪行，立马将你拉出去枪毙。”
在这些受批斗的岁月里，我有时因绝望而强烈地求死；有时因看到希望而迫切地求生；有时因舍不得家人而不忍去死；有时因怕拖累家人而不想苟活。现在我看到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想到那一场场运动翻来覆去地折腾，像一幕幕荒谬的滑稽戏。不禁没有了绝望，也没有了希望，只有一颗荒谬的心，看着这荒谬的世界。
姚卫东见我表情麻木，无动于衷，又冷冷地说：“你不光反动透顶，也愚蠢透顶。你想想，鲁南容和肖恩什么时候保过你？一九五七将你打为右派分子，这可是肖恩亲口点名，鲁南容亲笔批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首先就对你下手，最早批斗你的就是他们手下的保皇派走狗。前一阵他们将学校争夺过去，肖恩获释，你却继续被关押，这还不明显吗？他们这是想杀人灭口，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听了姚卫东的话，我心中也不禁长叹。虽然明白他们对我并不是什么杀人灭口，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罪行，解放前他们做地下党，为解放浪涛市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不顾当年的情谊，在我受到诬陷时，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实在令我心寒。
但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心情对他们的落井下石进行报复，更不想顺应姚卫东等人的意图，与他们同流合污，只想用沉默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无论我说，还是不说，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鲁南容和肖恩的“罪证”，甚至不需要真的去找什么“罪证”，只要顺口编造一个什么罪证就行。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这种混战的地步，只要打着毛主席的幌子，只要有一大群人跟随，有实力斗赢对方，就无需讲什么道理。毛主席早就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其实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含蓄版。
而我这样的人，永远都是寇。无论是他们说的保皇派斗赢了，还是他们这些自称造反派的斗赢了，我终究还是一个反动右派，甚至“国民党特务”。我只是他们手中的一个道具，谁对我这个道具表现出越大的仇恨，谁就越显得像一个积极的革命者，谁就越有政治资本。
鲁南容为了自保，为了控制局面，用政府行政的力量拉拢和幕后策动学生、工人组织，与那些要造市委反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形成对立之势。
自从“东方红战斗兵团”被“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击败后，鲁南容对他的部属们说：“学生的‘战斗力’有限，农民思想觉悟不高，‘战斗’起来不积极，看来主要还是要依靠工人，到底还是工人阶级立场坚定觉悟高啊！”
于是，市委拉拢和幕后策动了一批与“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较劲的工人造反组织，并统一起来，统称为“浪涛市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浪涛市的武斗从此逐渐升级，武斗中死亡的人大部分都被掩埋在市西郊灯芯林场和城东万福农场。“文革”结束后，有研究者去两个农场清点了一下，发现有六千一百五十三人在武斗中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