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时又凄凉起来，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孤立了，无论外面如何斗争，如何改变，我却始终要关在里面，永远是被批斗的对象。怎么会这样呢？
然而形势却比我想像得更加残酷。
就在“东方红”占领学校的第三天，我被红卫兵们双手反绑，胸前挂上了一个写着“右派分子阮籍”等字样的黑牌，押往学校的大操场。只见操场的主席台上坐着许多“东方红战斗兵团”的头目，肖恩也坐在主席台最边上的座位上。
主席台下，临时搭建了一个稍低于主席台的高台，上面已经站了三排“地富反坏右”，都被反绑着，胸前挂着黑牌。当我押上高台，看到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顾仁老师，立即惊诧地说：“顾老师，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话音刚落，两个押解我的红卫兵对我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边打边骂：“现在抓你们过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批判，竟然还不老实，非但不低下你的狗头，还和别人打招呼，你以为是来逛菜市场啊？”
说着，对顾老师也狠狠地抽了两记耳光。
顾老师挨了打，却仍旧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只是一个木偶。
我已经承受了几天的折磨，经过这一顿拳脚，感觉脚下一用力，五脏六腑就疼痛，所以低头站在高台上颤颤巍巍。
学校的操场满满地也能容下几千人，一个个都穿着绿色军装，高举着“红宝书”，放眼望去，像是绿色的海洋放着红色的光芒。
我悄悄留意了一下旁边的那些人，大多是熟人，因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们也被打为了右派，也一起受了批斗，一起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顾老师曾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与我同教历史，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生于一九一○年，经过他祖父与父亲几十年的打拼，他家在二三十年代就经营起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原本打算在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将这家工厂交给他管理，然而他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二十岁时毅然投奔当时的红色政权井冈山根据地。谁知刚去不久，根据地就开展了肃反运动，他被诬陷为国民党的“AB团”，是进入红色政权的奸细。幸好他写了一手好字，被一个军官赏识，暗中保护他，使得他免于一死。后来他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来到了陕北延安，“AB团”的阴云渐渐消散，他成为边区政府的一名文员。谁知一九四三年，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又被打为国民党特务，幸好那场运动中，被打倒者只要踊跃承认罪行，并给自己胡乱编造一些反动行为，就会成为“被抢救失足者”，只要态度好，大部分能过关，再次成为“同志”。不过因为那次运动，他终究还是有历史污点的人，不再给他机会施展才能，为他的理想和事业奋斗。于是他在解放后，只能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中学教书。当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展后，他以为情形和延安整风运动完全一样，于是踊跃承认罪行，编造反动历史。谁知他认罪过于认真，审讯者虽然认为他态度很好，但是罪行过多，虽然同时和我们下放到农场改造，但是被列为重点改造对象。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在农场的右派分子因饥饿，加上长期高负荷地劳动，陆续死了一半人。这种事情在全国都比较普遍，引起周总理的关注，指示说：这些右派分子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将来还是有用得着的地方。于是各地大部分右派分子都从农场中释放了出来。我当时由于年轻，被认为问题较轻，在周总理关注前，就摘了帽子，回到学校继续执教。而顾老师由于历史问题过多，一直没有被释放出来。
我用余光观察了一下顾老师，只见他头发全白，稀疏地没有剩下几根，满脸皱纹，目光呆滞。我不禁心酸，他只有五十七岁，却像七十五岁。当年我们一起执教，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一起下棋，一起郊游，他是何等地开朗。没有想到农场一别后，五六年的时间，他竟老成这样了。
很快批斗大会开始，我再也无法用余光去观察别人，因为从始至终我都被两名红卫兵按成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
批斗大会声势浩大，义愤填膺的口号此起彼伏：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批斗大会就在这些口号中达到高潮，在这种亢奋的气氛中落幕。我们所有被揪斗起来的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