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学术成就。
在隋唐时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派，时人称为“河汾学派”，当时人送雅号“王孔子”，把他与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论。
能与孔子相提并论，首先因为他完成了《续六经》，这是他在研习孔子的《六经》之后，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发挥，继续研究的结果。在他的《续六经》里，有他关于这个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岁面见隋文帝的时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即轻徭薄赋，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习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国家政权的变化，国家统治者是否正统，在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统，这正是王通的理论核心。
如果我们把光对准后世，就不难发现，自唐朝之后，历朝历代的争霸者们，但凡有些眼光的，无不将“王道”二字挂在嘴边。传统的忠奸善恶价值观，从王通开始有了全新的变化，即不以统治者的身份与得国方式来判断其正邪，相反，是从其行政结果，即是否是“王道”上，来界定它“正统”与否。
王通的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名气，但在他离去之后，随着李唐王朝的建国，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为统治者所用。而相对于“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张，也同样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即儒家、佛家、道家三，他主张源出同流，在儒家文化为主的前提下，三家相互包容，相互促进。从南北朝开始，儒家与佛家、道家的争斗不断。儒家思想虽为正统，但南北朝起佛教大兴，对儒家文化大肆冲击，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起于崇佛的梁武帝，但梁武帝败家身死后，三教合一思想一度被唾弃。从北周开始，历代统治者围绕着崇佛、灭佛问题摇摆不定，要么像北周武帝这样大肆灭佛，清理寺庙，要么像北周宣帝那样崇尚佛法，不理朝政。此时的佛教文化，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尚处于难以包容的浮游体阶段。然而这个矛盾，从王通开始，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他主张教之间相互学习，兼收并蓄用儒家文化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在相互交流之中，将外来文明变为本土文化，学说与学说之间的相互和解，正是从此开始。而王通本人也身体力行，他的学生众多，既有游学的儒生，也有修佛的僧侣，更有游方的道士，在隋末的战乱年代里，他的学派成为了不同流派之间都可接纳的学术圣殿。
如果再把目光对准后世，我们更不难发现，就是从隋朝灭亡后的唐王朝开始，中国的统治者以开阔的胸怀对外开放，广泛地接纳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学术流派，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都是从唐朝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后世的，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非但没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亡，相反博采众家之长，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王通是开拓者。
王通的学馆，不只是学术殿堂，也一样是政治殿堂。
与王通交游的，许多都是隋末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显赫的经历，其后创造了不凡的功业，但是在当时，却拜服在王通的学说下，甘愿以他为师，唯他马首是瞻。其中也有一些对前途茫然的青年才俊们，以王通为师，找到了未来的道路，最终在轰轰烈烈的隋末群雄争霸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隋末的战乱里，无数学子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西，只为从王通身上，找到未来的道路。
王通本人也险些卷入政治旋涡中。先是他高中秀才后，宰相杨素请他入朝为官，此时隋朝暴政已成，大厦难挽，王通自然不会为这个即将灭亡的王朝殉葬。然后是公元613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造访，这次不是请他为官，而是要王通助他造反，王通却评价杨玄感说“苟非其道，恐为祸先”，看出杨玄感不是他理想中的“行王道者”，他终身只以讲学为业，最终没有看到隋朝的灭亡。然而就是从他的学馆里，无数的精英走了出去，那些带着他王道理想的门徒们，在王通去世后离开，隋末大势，因他们而改变。
三
关于王通的门徒，不妨列一个名单，那将是一个很长的花名册。
贞观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陈叔达、李密、李世绩、张玄素、温大雅……
王通的门人，几乎构成了后来贞观盛世的名臣班底，而“行王道”的理想，也终于由盛唐王朝所实现。而他的学说更是影响深远，甚至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儒家文化在这个时期，远不是清末的保守、固执、落后，相反，其开明与包容，是隋唐盛世的精神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