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宦乡生平简介
宦乡生于1909年11月2日，祖籍贵州遵义，蒙古族后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进入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工作，后任《前线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中共影响，思想日趋进步。皖南事变后，曾利用当时身份，从上饶集中营中营救出冯雪峰等同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出任《文汇报》副主笔，并于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到解放后的天津担任《前进日报》总编辑，不久后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外交战线，出任外交部首任欧非司司长。1954年调任驻英代办。1962年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恢复工作，出任我国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还兼驻欧洲共同体?团长。1978年回国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
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他还担任过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太平洋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曾经先后受聘为摩洛哥皇家科学院联系院士，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研究员，被授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二，在外交部共事
我和宦乡都是建国之初就被调进了外交部。不过他是到当时的欧洲非洲司履新，我却跟张闻天加入了驻联合国代表团，因此头几年并无接触和来往。只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一起参加过为周恩来总理起草发言稿，才开始相识。工作中的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认真负责。例如由于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所以往往为讨论和修改稿件要熬夜到天亮。参加起草稿件的乔冠华和陈家康，有时就因困乏而趁机偷偷溜走，总理问到时，由我为他们请假。但宦乡总是坚持到底。记得有两次，总理抬头一看，只剩下宦乡和我两个人了。另一次接触是1958年的布拉格使节会议，他是以驻英代办身份出席，我只是从外交部派来的工作人员。记得在这次会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较特别，过分看重西方国家间特别是英美矛盾，因此和张闻天发生过激烈争论，弄得双方都不大愉快。张闻天认为，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虽然在增长，但在当时，它们间的一致与合作还是主要的，对矛盾不宜估计过高，心存幻想。宦乡不服，经过会后几个月的研究，于1958年11月18日写了一份报告给外交部，大谈西方世界的矛盾和分裂。毛泽东看后极为赏识，将题目改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并作了很长的批语，说“宦乡的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81页）这一批示曾使宦乡研究国际问题的名声大振。不过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宦乡这一看法并不准确，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形势正在到来的估计更是完全落空，而张闻天的意见倒还接近实际。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宦乡一贯的治学特点，就是不随风摆，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
在外交部共事的三十?，真正使我们建立起深厚友情、奠定日后长期合作基础的，还是1965年一起下乡四清（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当时中央规定，所有党政机关都要组织干部轮流参加农村四清，搞完一期约需半年。外交部派出了几十人的工作队，由时任部长助理的宦乡率领，工作地点是河北省的昌黎县。宦乡被地方上安了一个昌黎四清工作团团长（实际工作由副团长昌黎县委书记王家树负责），我被任命为工作队长。这个工作队，除外交部干部外，还给配备了一批地方干部和唐山市的大专及中学教员，共百余人。宦乡随我这个工作队行动，不管其他队。我还多少有点地方工作?验，他却是个从来没下过乡的大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他对我完全信赖，遇事相商，合作得很好。根据四清时的纪律，工作队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宦乡自然不能例外，劳动可以少参加点，但吃住得和大家一样，吃派饭，住老乡家。昌黎本来是个花果之乡，傍山临海，交通便利，物产丰茂。全县除北面不高的碣石山外，整个都是广袤的平原，东边还有和北戴河相邻的黄金海岸。曹操征乌桓时路过此地，曾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步出夏门行》。但是，由于建国后实行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农村政策，再加上土地国有化和户口制，以及各种?治运动的干扰，使农民不但变成二等公民，生活也不如解放前。和贫下中农同吃，基本上每顿都是白薯干磨成粉煮的糊糊。宦乡下乡一个多月，体重就下降了八公斤。那里早就存在后来的所谓“三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方针政策却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而是大搞阶级斗争，认为基层政权已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被阶级敌人篡夺了，搞四清就是要清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失去的政权重新夺回来，实际上就是普遍整农村干部，还要挖出上面的根子。宦乡和我参加的四清，就是搞的这种促退运动。我们当时虽然已看到“三农问题”的严重，但?并没有怀疑毛主席和党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政策，工作上还是坚决执行上面的统一部署，只是没能挖出几个走资派，更不用说上面的根子了。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搞四清，不但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也是对农村的进一步摧残，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