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有感于前些年“脑体倒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不正常现象，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教授也富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不知是名实不符，还是在开玩笑，近年来“注水教授”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潘光旦早有批评。1930年，他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如果教授“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比如鲁迅，他本来在教育部供职，却要在许多大学讲课。因此只能叫讲师，不能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也说：“不错，孔?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