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蒋梦麟为什么会?为他所谓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现。
2、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