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我横越大洋仅仅为了吃一顿午饭？”我抗议道，尽管这3年来我都是这样做的。
“嗯，在我们进入长久合作关系以前，我希望我的朋友们有机会见见你。”
“你的朋友们？”我问道。
“是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和他的顾问们。”
“我会去的。”我说。
我在约定好的时间抵达伦敦，这次会面可能带来的前景令我忐忑不安。有人在酒店接我，并将我在上午11点45分准时送至一个著名的私人绅士俱乐部。宴会共有18人出席，先是鸡尾酒，然后是午餐，整个用餐过程，礼仪讲究，丝毫没有涉及商务话题。
之后，每个人都舒适地坐在椅子上，享受着葡萄酒和雪茄。一段较长的沉默之后，公爵的一个顾问转向我，说道：“夏普先生，我知道你是作为我们的客人受邀而来。我们对加拿大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们很想知道你对现今一些事情的见解。”
接着他给了我3个讨论的话题：我对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加拿大政府和一些复杂商业事务的看法。
我哑然失色。事先我并不知道会被要求谈论这些话题，而现在我在这儿，成了关注的焦点。由于我并不关心政治，我不得不有点虚张声势地在这些话题里挣扎：并不直接切题，而是围着话题绕圈。过后，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在驾车返回酒店的路上，我记得我对格洛弗说：“杰拉尔德（我们现在亲密到可以直呼其名），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会被问到什么，以致我处于如此的境地？你肯定意识到我会让你丢脸？这些都是你的朋友，而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你也会为此而考虑是否与我有生意上的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