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她教我品尝中国菜，看带有字幕的电影，而我则教她滑雪。
我第一次带罗莎莉见我母亲的时候，我还没向她求婚。我只是告诉母亲我要带一个女孩来见她。但是当我介绍她们俩认识的时候，母亲伸出双手，拥抱了罗莎莉，并把她拥在胸前，说：“欢迎来我们家。”母亲的这些动作出于本能，而母亲的本能反应通常是正确的。
罗莎莉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们的关系会持久，当然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那个时候我依旧没有责任心，谈一天恋爱算一天。但是后来她承认她已经陷入了这段恋情，无论我们的恋情会持续多久，都已经足够了。
在罗莎莉快19岁，而我也将近24岁时，我向她求婚了。当时我依旧和父母住在一起。那年秋天，罗莎莉的父母举办了一个传统的晚宴舞会婚礼，邀请了500名客人。尽管罗莎莉说在市政厅举行婚礼也许会更浪漫一点。
我们在纽约、迈阿密以及古巴度过了9天的蜜月。在古巴，有一天晚上，我们坐上观光巴士去了一家夜总会。我们和一位老上校及其夫人坐在一桌。但我们的桌子离舞台太远--在那儿，几近全裸的女郎们正在热舞。于是我决定去那里的赌场碰碰运气。
我跟罗莎莉说：“我待会就回来。”于是留下她和那个几乎已经失聪的上校交谈。
就像一个失败的赌徒一样，我离开赌场时输掉了300美元，这可是我们蜜月期间的很大一部分花销，但是罗莎莉只是尽力地和耳背的上校大声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做都做了，”她说，“我们能应付。”
我们在古巴著名的瓦拉狄洛海滩的酒店里住了几天之后回到了加拿大。父亲曾在伊格灵顿大街盖了一栋公寓楼，我们住进了其中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们发现这里不仅空空如也，而且还很脏。我们的鞋子在肮脏的厨房地板上留下了脚印，很显然自从最后一个房客离开之后这里从来没被清理过。厨房的案台外面全是油腻的污垢，而卧室除了一张弹簧床垫外什么也没有，墙上还全部贴满了棕色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