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团队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她称作“B队”，因为除了华莱士夫妇以外，他们都是专门为副总统候选人服务的。后来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团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表现得机智过人。
翌日清晨，施密特走进我们的套房，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肤色黝黑、西装笔挺，却面容憔悴的男人。
“佩林州长，让我为你介绍一下安德鲁?史密斯，”施密特说，“他是你竞选活动的参谋长。”
我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你好，安德鲁，很高兴认识你。”
“向州长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吧，安德鲁。”施密特对他说。
“我的工作经历？”史密斯操着一口极重的东部沿海方音说。
施密特向他使了个眼色，然后又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快说呀！
“对呀，”施密特接过话，“你不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吗？”
于是史密斯把脸转向我说：“我曾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
“哦，好的，”我笑着说，“很高兴能够与你共事。你以前有过操作竞选的经验吗？”
安德鲁摇了摇头，最后，还是施密特替他打圆场：“没有，不过他懂金融。”
我们的命运好像被放在了一个毫无竞选操作经验的队长的手中，尽管安德鲁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我对他的感觉却不对头。不过，我想既然这些人都是专家，他们当然应该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结果，这成为我们所有人一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的套房里多了一架缝纫机，美丽又热心的科拉尔女士正在修改竞选总部为我准备的服装。另外，尼克尔也特意从纽约请来了几位造型师，其中一位是专门为凯蒂?库里克等知名主播做造型的。
我忙里偷闲跟着这些造型师一起挑选服装，但是上面的价标却让我大跌眼镜。
我还记得，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夹克，上面的价格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大学一个学期的学费了。我看到一双尼龙长袜，本来7美元的价格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是包装盒上赫然印着70美元，要拆掉这么精美的包装我真是于心不忍，更何况现在外面天气炎热，还不一定会用得到呢。
此外，竞选总部的工作人员为我的女儿们购置了珍珠项链，她们可以在我发表演讲的那天晚上佩戴。不过，竞选活动结束过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让她们把这些首饰放进盒子里，然后还给了工作人员。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华而不实的珠宝。（我的结婚戒指是和托德结婚以后从夏威夷街头一个小摊上花了35美元买来的，现在还戴在我的手上！）
有一次，薇洛问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这些东西由谁买单呢？”
“不知道，”那位工作人员回答，“这件事不用我们操心。”
当我的父母从阿拉斯加州赶来参加这次大会时，我的竞选助手专程带着爸爸前往内曼?马库斯百货挑选价值200美元的领带和350美元的鞋子。可是，爸爸和我一样一向克勤克俭，当他询问谁来为这些物品买单时，得到的回答一样：“这件事不用操心，这只是大会活动的一部分。”
对于下面这些普通的问题，同样没有人作出正面回应：难道为了仅仅为期两天的大会，佩林一家就要如此打扮。我们满脸堆笑地问，难道我们看起来真的就那样糟糕吗。
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演一部《不穿白不穿》的闹剧。
据说尼克尔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这些造型师。她告诉我，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出行的，因此她向我推荐了两位一流的发型师和化妆师，艾米和安吉拉。我对他们说，我可以给自己化妆，而且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呆板的发型，所以不太希望别人再来摆弄我的头发。（后来我听到有人说，我之所以要把发髻挽起来，是为了赶时髦。此言差矣，我每天早上把头发扎在头顶上，只是为了给自己节省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要是让我坐着等别人为我梳妆打扮，我想自己怎么也不会习惯。我是一名5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我只习惯为别人梳妆打扮。像其他任何一位妈妈一样，我要保证孩子们吃饱穿暖、衣着得体，然后赶紧上路就行了。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每天只能狼吞虎咽地吃一些快餐食品，然后偷空打几个盹儿，室内的空气污浊不堪，倒是多亏了艾米和安吉拉的回春妙手，一次又一次让我糟糕的发型和憔悴的面容恢复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