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我去东南亚巡回演出，在印度尼西亚，有一位华侨朋友和我谈到护照的问题。他问我，在台湾被联合国拒绝之后，拿着台湾的护照外出，是否感到不便，他说，如果能够在台湾护照之外，再持有一本其它国家的护照，这一切都不再成为问题，不会再给我带来烦恼。他告诉我，他能够帮我拿到一本贴有我本人照片的，由印度尼西亚发出的护照，只是，名字和我的稍有不同，办成这一切，只需要两万元港币。
我对护照的办理所知不多，而他所告诉我的方法，似乎是妥贴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说。他说，大多数的假护照纯粹是伪造的，持有那样的护照需要冒极大的风险，需要极大的勇气，还有侥幸，才或许能够成功，然而，他要为我做的，是以一个名叫邓艾丽的印度尼西亚女子的名义，用我本人的照片，通过特殊的途径，通过政府内部人员的接应办理成的，这将是一本真实的假护照，得到它，我将不再有任何烦恼。
我曾经怀疑过他的热情，对他这样急切而主动地帮助我，但后来我给自己一个解释：他和他的朋友需要那两万港币。我相信了他，我给了他那个数目的金钱，一周之后，我得到那本护照。
一直到第二年的新年过后，我都没有惹来什么麻烦，我甚至用它在雅加达的日本大使馆申请到了进入日本的签证。
1979年1月10日，那一年的新年刚过我离开台湾，前往香港。
2月13日，我离开香港，准备回到台湾，接下来，我要去的地方，将是日本。
在台湾机场，我递交的是那本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我被拒绝入境。
我重返香港。
2月14日，我到了日本。就在我抵达成田机场的同时，台湾的报纸报道了我被拒绝入境的消息，那个引人注目的标题，即使是在事隔多年以后，我还依然记得：《国民的大明星，为什么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我将永远记得这个标题，它让我知道，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有能力逃离某个地方，并且违背了尘世背后那只翻云覆雨的手，将是怎样的结果。
我要说，对于我使用假护照，他们从来都是知道的，只是在我的违背之后，它成为埋葬我的最好理由。
2月15日，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馆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官方通函：名为邓艾丽的女性所持的印度尼西亚护照是伪造护照。
2月17日，在东京，希尔顿饭店，我被东京入国管理局以“违反日本国出入境管理难民法”的罪民，送进东京港区港南３丁目的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随后，日本的报纸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者新闻》，《产业新闻》，都出现了关于我的报道。“邓丽君用假护照入国”，“邓丽君在香港购买了假护照，非法入国”，“邓丽君用假护照进入日本而遭到了收容，其幕后关系正在追查中”。
1979年2月18日，中国开始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1979年春天的东京是多雨的。在希尔顿饭店是这样，在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也是这样，那样恼人的雨，不分晨暮，不论昼夜，总是不知疲倦地下个没完。在半睡半醒中，电视里，收音机里，都在预告着天气，今天，是雨，明天，还有雨，那单调的声音，有一种难言的荒寒和紧张。我知道外面是一片雨雾苍茫，天空的黑暗在这白色的雨雾中也在退让着，泛出隐隐的灰白，这雨洒到万家灯火的城市上空，洒到未及耕种的田野里，洒到荒无人迹的山岗上，洒到生者与死者的墓园里，也洒到每一株枯死的向日葵上，木栅栏上，是谁穿着黑色的雨衣雨鞋走过，雨也洒到他的身上吧。
我跨进东京入国管理局女子收容所的当天，就被人认出，幸运的是，尽管那里鱼龙混杂，却没有人和我为难。很快，我的日语、英语和汉语帮助了我，使我和她们打成了一片，很快，我就知道，谁是被男友抛弃的，谁曾经遭到丈夫的殴打，谁想逃离她的故土，谁的未来一片迷惘。
而此时我的处境并不容乐观，我同样是一片迷惘，台湾政府这样对待他们的违背者：“邓丽君使用假护照是台湾的耻辱”，“有辱中华民国的形象”，“邓丽君的行为不但触犯了日本及其它国家的法律，同时也触犯了台湾法律，应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并罚款300元台币。”宝丽多唱片和舟木柃先生，再次为我奔走，像当年说服我的父亲一样，说服日本当局，将我从轻发落。终于，我得到了较为有利的判决书：
台湾女性邓丽君，26岁，演唱艺术家，于1979年2月14日执伪造印度尼西亚之护照，非法进入日本国境内，根据日本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法之规定，兹将邓丽君驱逐出境，并限制其在1979年2月24日之后的一年内，不得进入日本国境内。
我没有被遣回原籍，我得到的惩罚只是离开日本。我避免了回到台湾之后必然会面临的悲惨境地。
2月23日，在女子收容所里，我做了平生最难忘的一次演出，没有音响，没有伴奏。我向那些管理人员和女囚深深致谢，然后，我唱了《千言万语》。我流泪，那些听歌的人随我流泪。
离开东京时，在成田机场，我写下了留言，给那些希望得到我的解释的人们，他们曾经不求回报地喜欢我的歌，这种喜欢是如此单纯，以至于我没有必要向别人做出解释，却一定要回答他们的疑问：
各位朋友，我给大家惹来了很大的麻烦，让大家为我担惊、受累了。现在我要离开日本，去美国参加早已预定好的演唱音乐会。演唱会结束后，我将立即返回台湾。谢谢！
在此后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提起这件事，我总是将自己沉埋到一片道歉之中：“非常抱歉，的确是我做错了事，当时我还年轻，不懂事。现在和今后我要更加努力，更加好好地学习做人，请大家原谅我的过去，实在对不起了。”没有人会忍心对这样的我再提什么问题，是的，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就是这样，站在原地，痛苦涌上心头，毫无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