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萨拉·杜吉德译/管 婧
我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麦格劳-希尔大厦。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在加班，中途离开大厦去抽了根烟，然后回头走进大楼，走过正在擦拭大理石地面的家伙（15年来从未换过人），走进电梯，按下43层的按钮。
电梯上升途中，我感觉到一阵晃动，灯光暗了片刻。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电梯停住了，于是按响了紧急警铃。我气坏了，因为我的截稿时间快到了。当时我是《商业周刊》杂志的出版经理，必须让杂志按时出来。我等待有人回应，可是没有人。于是我再次按下按钮。我想大声喊叫，但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想大惊小怪，所以只是任凭铃声响个不停，然后等待着。
但还是没有人。当时是周末，只有很少人还在工作，而且大楼里一共有32台电梯。万一在周一早上之前都没有人发现我该怎么办？我试着摆脱这种想法，但随着警铃不断响起，无人应答的时间越长，我脑海中横尸电梯的画面就越是挥之不去。
我开始撬门，想看看能不能出去。但当我把电梯门扳开时，只看到了水泥墙面——电梯井道的墙面。这反而让我的受困和受挫感更强了。我沿着电梯的内壁向上攀爬想去敲开天花板上的活板门。我知道离开电梯会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了。可是，活板门上了锁。
我躺在地板上，完全绝望。慢慢死去的想法将我吞噬。我只剩下几根香烟，也没有吃的和喝的。我试着睡觉，当我转身侧卧时，注意到电梯的地毯上有零星的指甲、皮肤碎屑和头发。我觉得很奇怪，在乘电梯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人们身上怎么会抖落下这么多东西。我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我能最终逃出电梯，一定要请上一两天假，好好享受一下。
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是更漫长的几个小时。我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突然，对讲机中传来一个声音：“有人在里面吗？”我跳起身来大声叫道：“该死的，赶紧把我从这里面弄出去。”40分钟后，一点预兆也没有，我感觉到一阵气流，同时电梯开始移动。电梯门打开了，我像软木塞一样蹦出电梯。我向电梯机械师询问时间。“下午4点，”他说，“星期天。”我在电梯里待了41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记者包围了我的公寓。我所说的只言片语都出现在报纸上。《商业周刊》的公关主管问我要不要住到酒店，直到事态平息。接着，不可避免的，律师们开始给我打电话，抛出一个又一个数字。有人声称能够拿到2500万美元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费，并建议我不要工作了。因此，我不再工作，开始了这种梦一样的生活。我失业了，但却开始考虑购买200万、300万美元的公寓。
我和其中一名律师签了约。2004年，也就是电梯故障发生5年之后，我们上了法庭。我不喜欢站在证人席上的感觉——内心非常恐惧。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未来，全指望着巨额赔付。最后，我们达成了庭外和解。我不能透露数额，但是感觉那是像样的一笔钱，我拿到了6位数。
一切鲜活的生命都害怕陷入困境。在那台电梯里，我真的感到恐惧。但是我犯了个错误：延长了自己受困的时间。过去我的生活状态很好，但那以后我开始寻求巨额赔付，这毁了一切。10年来我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我走进电梯时过的是一种生活，走出来的时候，却步入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但是，毁掉我生活的并不是那部电梯，而是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