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倬云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是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个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面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 “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宏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初创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的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史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孟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专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地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无不如此,他广泛地收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可谓遗憾者,今天的环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学部分出现大量的新史料,这两本书都已问世几十年,确实有点接不上情况的难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半个世纪的教条主义框架,让这两本书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尝没有阶段性的意义。

写这个序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和傅乐成先生在台大的一段关系。我考入台大时,他是助教;后来,我回校工作,又与他是同事。只是,二人作息时间,一朝一晚,难得碰头。他中风之后,我去问疾,看见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学着将一根相当粗的线,穿过黄豆大的孔,而他居然屡次尝试,不能成功。那个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犹如目前。

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的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我在70年代初到匹城时,她也在匹城,但是,她离群索居,不太与人来往,因此也没有向她请益的机会。后来,她迁往加州,也曾经回国在内蒙教书。2003年在美去世,遗骨还是回到中国。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城傅家,人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2010年9月5日许倬云*谨序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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