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即曾国藩由实缺翰林院检讨成为翰林院候补检讨的六个月后，一道圣旨降临翰林院：“翰林院候补检讨曾国藩耐劳克俭、学识出众，着升授翰林院侍讲、詹事府行走。钦此。”
翰林院侍讲是从五品官员，詹事府行走无品级，是虚衔。曾国藩等于可以在翰林院和詹事府两个衙门办公。三十三岁的曾国藩，忽然间，便跻身于中层官吏的行列。满朝文武诧异，曾国藩也诧异，他依例进宫谢恩，太监曹进喜给他透露了内情，皇上之所以把他连升四级，一则得力于他在大典中应对得体，皇上存了怜才惜物的念头，一则源于大学士穆彰阿、太常寺卿唐鉴等人的有力举荐。知道这些后，曾国藩的两行热泪悄悄地流向心里。
会馆已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五品官员住会馆是与大清官制相违背的。通过会馆的介绍，曾国藩在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租了一处小四合院：先是门房，门房的后面是天井，穿过天井便是正房，正房五间，曾国藩的书房、卧室都有了。最让曾国藩满意的是，左右的墙外，各有一棵大槐树，乱蓬蓬地把天井遮住，盛夏正好乘凉。这个院落只有一个缺憾，有官员来访，轿子只能停在院外。
检讨的七品官服不能再翻改了，穿着太不成样子，那真就成乾隆年间江西巡抚第二了。所幸的是，湘乡捎来的银子还有二十几两的余头。他于是拿出二两来，一股脑儿给了裁缝，不出五日，五品官服以及补服就制备得齐齐全全，走在街上，他自己都觉得精神多了。但跟着就出现了民谣，也叫京城一怪：“皇城根儿一大怪，五品顶戴走着来。”
这原本是讥讽曾国藩的话，是由那些满族官员编排的，无非是说，曾国藩身为五品官员竟然每日走着去翰林院当差，给大清国抹黑了云云。这其中也不乏赵楫、金正毕等人的口舌。这些流言传到曾国藩耳朵后，他权当耳朵里塞了鸡毛。
听说曾国藩立门开府，户部尚书英和便把自己的一个跟班推荐给曾国藩做门房，门房姓陈名升，也是湖南人。碍于英和的面子，曾国藩不得不将此人留下来。
因为升了官，又单赁了房子雇了门房，曾国藩的开销一下子加大了，他这时急需家中能为自己再拿出百八十两银子，一则还债，一则维持日常用度。有时想起来，他自己都哑然失笑。自己升了官，不仅不能给家中人以好处，反倒继续向家里要银子。
凭空飞下来个五品顶戴，给了曾国藩无限的慰藉与希望。在《过隙影》中，他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官以不爱钱为本，廉洁自律，方能上对得起天、皇上、国家，下对得起百姓、亲友、子侄。只要坚守一个廉字，就算做事偶尔有失公允，也不会惹来麻烦。”然而，曾国藩字迹尚未干，门房陈升已喷着酒气捧着一包银子进来了。
“爷！”陈升乐颠颠地把银子掼到书案上，“一百两银子，您老一年的俸禄哩！怪不得英爷总说当官好，当官真是好！”
“谁送的？”曾国藩碍于英和的面子没有发作，只是平静地问。
“一个高个子没有胡须的瘦戈什①。”陈升不耐烦地回答。
“人呢？”曾国藩望了望门外。
“走啦。”陈升好生纳闷，“银子送来，不走干球！”
“没说什么或留什么吗？”曾国藩好奇怪，他活这么大，还没见过把银子白送给别人一句话不说就走的人。
“没说什么话呀！银子留下还说什么话呢？”陈升闭着眼睛想了又想，忽然一拍大腿，“哎呀我的爷，小的见了银子先顾了买酒，把汉子留给爷的一封信给落门房了。我这就去取来给爷看。”陈升边走边用手捶头：“看我这记性！”
陈升撞开门出去了，看着陈升东倒西歪的身影，曾国藩险些被气炸了肺，他强压着一腔怒火，等陈升取来信函后，赶紧把信展开，原来是浙江乡试将临，皇上虽钦定了主考，却没有拟出副主考的人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