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准备怎么走啊，小姐？”
我不能告诉她我的计划：重新隐形搭乘旅行。“我打算坐火车，”我说。
她使劲点头。“我送你去火车站。”
“不用麻烦了，”我说，可是她根本不听。
我站在外面，看她把车从车库里倒出来。等了一会儿我终于坐上车了，我问：“你的玫瑰园怎么了？”
她的脸沉了下来。“这是一场与日本金龟子的痛苦战斗，”她说，“能想到的杀虫剂我都试过了，可就是灭不掉它们。我为它们抓狂，我甚至用枪射死几只，但玫瑰花丛也因此遭到破坏。突然有一天我觉得犯不着跟这群虫子斗，我一气之下把玫瑰花连根除了，一支不剩。”
我原以为索菲在火车站把我放下就完事了，可没想到她把车停好，陪我一起进了车站。因此我不得不找出一个目的地，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去佛罗里达的车票多少钱？”我问。
“佛罗里达具体哪里？”售票员问。
“嗯，萨拉索塔，”我答道。
“有到坦帕和奥兰多的火车，”他说。“到了你再换汽车。这两列火车你都可以乘，单程车票82美元一张。”
他说坦帕更加往南一些。我如数把钱付了。“火车几点开？”
“6：50，”他说，“明天一大早出发。”
于是我在索菲家硬梆梆的小床上又度过了一晚，晚上我们吃了一顿令人倒胃口的鸡丁沙拉餐。她难道不吃别的东西吗？我觉得奇怪。我真希望能够打电话给温特斯先生，约他一起吃晚餐，可我现在只能被迫充当索菲小姨的听众。今晚的话题涉及喧闹的街坊四邻、令人生畏的狗、一些关于我母亲任性自私的天性的事，另外还有索菲的消化问题。
我想注意听有关我母亲的那部分（“虽然花费不菲，她依然坚持要上骑马课。上课回来她浑身脏兮兮的，那气味真让我受不了。”），但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索菲的思维不停地跳东跳西。我想把她的思绪拦住，但它们似乎总能找到缝隙溜过去。她对我有所怀疑，起先她觉得我是“来要钱的”；见我没有问她要一分钱，她又开始怀疑我身上带了很多钱。我这样的年纪一个人出来旅行，到底要做什么？她怀疑我在吸毒。她认为我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但她不想给他打电话，因为最后一次他来电话的时候，说话很不留情面。
我想追问这事，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多年以来，我母亲一直给索菲经济支持，这是我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她在养蜂厂工作那段时间，每星期都会寄钱给小姨（索菲太娇贵了，不愿出去工作）；我父母结婚时送给索菲五千美元，帮她建了一个玫瑰苗圃。但经索菲混乱的大脑一折腾，好事也成了坏的，她愤愤不平的心想：他们那么有钱，只给我区区五千元。如果他们能给我一万，生意就不会毁了。看看她的头发，我恨不得亲手把它剪了，把她弄得体面些。
我们俩都生了倦意，于是道了晚安，但警惕的神经丝毫没有放松。索菲怕我半夜鬼鬼祟祟到房里偷钱之类的东西，我则担心她会乘我睡着的时候剪我的头发。
第二天早晨5：30，她把我叫醒，催我抓紧时间。“你至少要提前半小时到火车站。”她说。
车行驶的时候，索菲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每当对面有车过来，她都要减速。“只有醉鬼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她说。
我们在6：20到达车站。天刚蒙蒙亮，寒气逼人。尽管我裹着羊毛大衣，还是冷得颤颤发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