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把车开到老房区一条幽静的路上，在靠近街角的一棵硕大的玉兰树边停下。树上的花苞还未完全开放，花苞呈圆锥形，很浅的黄色。很难想象它们盛开后会变成像茶碟一样展开的白色花朵，但很显然，这棵树能够开出并且会开出那样的花朵的。
“我们到了。”他侧过脸，用他蓝色的眼睛严肃地看着我说。“你的小姨如果在家，那你就可以好好跟她聊聊了。她是那种……温文尔雅的女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懂他的意思。
“她一生中永远都不会吃生蚝，”他说。“她是那种你在茶室里能看到的类型，吃着小块的三明治，用白面包做的那种，面包皮是切掉的。”
我们从皮卡上下来。房子灰头土脸，共两层，对称的设计，简约的风格，左侧有一个很大的空院子。
“那里是她原来的玫瑰园，”他自言自语道。“看样子这块地被掘掉了。”
我们来到门廊，他稍微靠后一些站在我旁边，我按响了门铃。门廊打扫得很干净，上面的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和威尼斯百页窗。
我又按了一下门铃。我们听到铃声在房里的回音。
温特斯先生说：“唔，看来――”
话音未落，门打开了。一个女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身穿一件便装，样子很一般，她眼睛的颜色和我一样。她比我矮胖。我们互相审视对方。她顺手理整了一下长及下巴的灰白头发，然后双手落在头颈上。
“上帝啊，”她说，“你是萨拉的女儿？”
温特斯先生先告辞了，临走前他用铅笔在一张旧的加油站发票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递给我，走的时候他向我眨了下眼睛。
这是一次历经艰辛的团聚。
几分钟的交谈后，我就发现索菲小姨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她一次又一次地被身边的人辜负。她曾订过一次婚，但后来她的未婚夫一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留下。
她的口音与温特斯先生很像，特别是对元音的处理，但她的音调尖得刺耳，语法倒是比较准确。我更喜欢听温特斯先生讲话。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虽然加了厚软垫，但坐着并不舒服，蕾丝装饰布巾横七竖八地铺在沙发边缘，我真希望自己的亲戚是温特斯先生，而不是眼前这个光喜欢一个劲说话，却不在乎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索菲。
“你的母亲”――她张大眼睛，摇了摇头――“已经几年没和我联系了。你能想象世上竟有这样的姐姐吗？当然，阿拉贝拉，你还小。她连一张圣诞卡都没寄过，更不用说在我生日的时候电话祝福一下了。你能想象吗？”
如果我先前没享用到一生中最棒的午餐的话，我也许会回答：是的，我可以想象。我也许还会加上一句，我不叫阿拉贝拉。甚至我也许一走了之。她乏味、唠叨、高傲、自私。没过多久，我就看出她一直都在嫉妒萨拉，我觉得她对我母亲的态度肯定很差。但生蚝带给我的愉悦依旧在心中荡漾，我变得宽容忍耐多了。即便有索菲小姨的存在，这个世界在那天下午看起来并不是很糟糕。
她坐在椅子的边上，平跟黑色舞鞋上面露出她的脚踝，上面裹着灰白尼龙袜，她看起来更像是房子里的客人。她的相貌接近六十岁，嘴角下垂，肤色菜黄，我觉得这种肤色只有又老又瘦的人才有。不过她的眼睛让人觉得她曾经美丽过。
她的手塞在围裙的口袋里，肘部又干又红。房间是米白色的基调，家具都是四四方方的，看起来很不舒服。一个玻璃门的博古橱里放着一些小孩的瓷雕，小孩欢快的表情制作得有点夸张。房子里没有一样东西能让人觉得真实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