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评论家分析道：“爱尔兰的产业和税收政策是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它可以持续不变地对商业进行支持，这样，戴尔不会担心这个国家的政策变化对公司影响不利。此外，爱尔兰还有非常好的运输和物流业以及良好的区位优势，使得戴尔的产品很容易迅速运往欧洲主要市场。人才也是相当好的资源，爱尔兰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很好的大学作支撑，这些人很具有竞争意识，希望能成功，同时渴望并且了解如何成功。”
很快，戴尔不仅在利默里克设厂，同时还在都柏林外有几千个销售和技术人员。没过多久，戴尔就戴上了爱尔兰最大出口商的桂冠。
这位评论家点评道，爱尔兰的故事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资金在世界的流动并不只是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实际上，最便宜劳动的地方未必有很好的生产能力，比如海地或者孟加拉国。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战乱总会波及其吸引外资的能力。资金总是将一个地方的生产能力和它的劳动力价值兼顾，寻求最优的投资去向。”
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更是认为：“工作将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劳动力、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创造性环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这些地方的人们将会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国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领导工业革命的国家。”
遥遥领先的墨西哥人，在转弯处猛然撞到了中国，这才突然发现原来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速度比自己更快的路。2008年10月7日《土耳其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穆罕默德·比兰德描绘了他初次看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的震惊，原来他头脑里的中国是这样的：“当飞机在北京降落时，我以为会看见大量的农民在广阔的稻田里挥舞着锄头……”
全球化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无声无息地雕刻着世界每座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中国能在墨西哥的午餐上“虎口拔牙”，能责怪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当然不，是墨西哥自己没有及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深化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