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上，我问父亲，那我现在去哪里上小学呢？父亲摸着我的头，什么话都不说。我又问父亲，我们还会回来吗？他还是不发一言。军车在夜里向前进发，窗外只有荒凉的戈壁，长满了枯黄的骆驼刺。这一幕荒凉的景象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是因为景色的缘故，还是那一晚军车上异样的沉默。
大石洞距离昆明83公里，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从公路上转进去，边上是一条河。走过约2公里就豁然开朗，整个基地在公路下徐徐展开。后来看《桃花源记》，觉得那就是大石洞。父亲分到了一间教研室下的宿舍，开了门，地上落了很多灰。我如同一条小狗一样跟在他后面跑出跑进，看他拖地，看他在床上铺报纸，安顿一切。我们这就算是到家了。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幼儿园。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坐成一个圈子。就在那时，我突然发觉全班就我的鞋最破最脏。于是，我用力把脚往小板凳下塞，塞，塞，想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那天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满心就想着我的那双鞋。周日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军用胶鞋，我的心情才终于好起来。
很快的，我适应了在那里的生活。而且由于过于活跃，令老师屡次找我父亲投诉，这样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愿意待在幼儿园。基地很小，但是父亲把我办了全托。有一天晚上出来散步，我看见父亲和另外一个军人走在路上，就挣脱老师，疯了一样叫着"爸爸"奔过去，求他带我回家一晚。如今想起来觉得那是件很神的事情--父子都在巴掌的大小小基地里，但是我居然要和父亲路上邂逅才能回自己家一次。
五岁半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太小，父亲决定送我上小学。报名那天，老师请我写自己的名字，又叫我写了几个字，居然就获得通过，编在大石洞子弟小学一年级二班。能上学了，我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拿出新书包和新铅笔盒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新军用书包有种特别的味道，用牙咬背带会让牙齿感觉很酥。
第一天上课，学的是韵母啊哦呃依乌虞。上午教，中午放学前默出来就可以走。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六个字母，只觉得它们曲里拐弯，记得前一个立即就忘了下一个。我考了三次，都没默全。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起书包离开教师，基地的喇嘛声声吹着午餐号，我觉得心里乱做一盆活虾。想来想去，我做了一张小纸条，抄上了六个字母，放在听写本下，准备作弊。可惜的是，班主任董老师法眼如炬，当场发觉，给了我脑门上一竹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弊，就在小学第一天的第一课上，因此要说我本质不错，那是假话。此后，我生平作弊无数次，仅被再抓过一次而已。
从幼儿园搬回家里住，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中国人所谓"阴天打孩子"，我从那时候开始经常遭到体罚。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背99表。方法是带着我从基地的山路上往下跑，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就问我"六七多少"之类？如果回答错误，立即赏一耳光。一趟山路跑完，九九表背完，而我的脸已经被打得麻木了。父亲美其名曰物理刺激教育，说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肉体上的疼痛能够加深记忆。
我至今对体罚深恶痛绝，也对夫妻两地分居深恶痛绝，更对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打就打了，还要他妈寻找理论根据，还不如根本不说话，揍了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当时号称"三天一小打，七天一大打"，我怀疑我父亲根本是打人上瘾。尤其是打我之前还要叽叽歪歪说一番道理，更是让人觉得烦恼至极。
根据我和同学交流，基地里打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打，似乎那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想一想，距离文明城市只有83公里，但是根本回不去，挤在那么个山谷里，不打打孩子，这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打到一定程度，就会习惯，怎么打都不疼了。我一直盼着那天早日到来，在此之前我尝试过往裤子里放铅笔盒，塞木板，但是总是被发现，而且被打得更加厉害。
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很小就不爱回家。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住家属区，就我一个人住在很远的教研楼。很多年后，当我看电影《洗澡》，看见痴呆儿子用小棍划拉着墙往家走，一下子就会想起自己来。告别了最后一个同学，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走。我就那么拿着根棍子，一路上东游西荡，慢慢晃回家。或者追逐一只蝴蝶，或者跟踪一只草蜢，可以在一路上玩很久，然后回家领一顿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