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应方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需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上述的现代货币战略是罗马战略的翻版：聪明的罗马人将一个持异见的犹太人奉为基督教的上帝，先发阻止了犹太教日益兴起的文化主导罗马文明。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罗马法，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的话，也深受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影响，尤其是该法典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概念，而达到自圆其说。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法制定之前，犹太人就基于个人尊严和平等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罗马法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罗马的债务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会促成金融，因为它坚持所有负债都是个人性质的，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债权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条，债务人只有责任把钱还给最初的债权人。而《塔木德经》认可非个人的信贷，持有到期欠条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债。这是现代金融的关键发展所在。有了犹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种文明里都适用的国际法。
罗马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世俗的犹太思想和价值观正日益渗透进罗马社会，但犹太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许罗马人加入。罗马人不能像同化希腊人那样同化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也有排他性的特点，直到保罗使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指出，罗马意识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权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扰乱了其他民族。当罗马的犹太人不抵制罗马的社会不公情况时，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共同保卫帝国。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的优秀市民。与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会败类，拒不响应政府号召或履行市民义务，拒服兵役，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充当了和平主义者。吉本指出，罗马体会到，基督教徒的罪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罗马的文化和社会很长时间之后，康斯坦丁认识到它有能力帮助其赢得对异教徒的战争，于公元324年赋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就像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宗教战争以延长教皇的世俗权力一样。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犹太教中一个持异见的教派，当他们开始从罗马社会底层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会发展新教徒时，罗马政坛将所有犹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对的基督教接纳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计，基督教掌权后，在三百年的宗教争端中清除的基督徒，比罗马人在之前三个世纪清除掉的还要多。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基督教统治的罗马。早期的基督教对中央政府的藐视带来了修道院制，并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还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寻求其可以任意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资本，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融资，从而也为美国不断增多的贸易逆差融资。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地所有债务国都残忍地施加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而对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负责任的债务国却视而不闻。这是因为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美元，从而具备免疫力。美元是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生产力支撑，也没有美国出口实力支撑，而是由美国军力支撑的不兑换纸币。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2004财年为3991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00亿美元。在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高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GDP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GDP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对于不断增多的美国贸易逆差，反对美元的群体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