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是自我循环验证。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达到相关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水平。相关通货膨胀率是失业水平控制在自然失业率范围内时的通货膨胀程度。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没有任何政府经济学家费心地找出与真正的充分就业率相符的自然通胀率。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胸怀加工资的目标，相反，而是促使雇主们像福特汽车公司等当前的管理层日常所做的那样，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之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点，不是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是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这些公司将应用国际协调一致的过渡型政府补贴，而不是为了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平衡的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