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整个20世纪2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远都无法接受，他们会相信斯特朗为了国际考量牺牲国内利益。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须争论，正如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民族国家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所阐明的，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保护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后是如下主张：国际主义金融力量未将国内发展作为其优先目标。
政府控制对外贷款的问题也使主导美联储的斯特朗与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发生直接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有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对外贷款，而美国贷款的收益应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斯特朗反对诸如此类的所有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中不受欢迎的政府干预，是起反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企业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购，包括购买基金，这是当前自由贸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评的限制。当然，单一价格法则被扩大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货币价格，也就是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的利率，使那些争论学术化。唯一不适用单一价格法则的商品是劳动力。这个例外使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空谈。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缓解英镑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降低了贴现率，用黄金从英格兰银行购买了1200万英镑，这些都是那次会议直接达成的。与会的法国银行家查尔斯·瑞斯特汇报说，斯特朗表示，美国主管部门将降低贴现率，这“对证券交易无足挂齿”。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般不认同纽约国际主义者的优先关切。
跨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纽约分部股东弗兰克·奥斯舒尔（Frank Altschul）告诉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摩里亚（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认为降低贴现率合情合理的原因并没有引起他人的重视，美国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朗先生想要通过支持英镑，帮助诺曼先生”。斯特朗个人档案中的其他书信揭示出，他优先考虑的是国际货币形势，而不是美国的出口需求，这与他的公开观点迥异。斯特朗写信给诺曼，将美国贴现率降低描写成“我们重建经济的年度贡献”，诺曼称赞他处理事务是“精到的”。1927年，美联储放松银根，但已过热的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进一步的投资，货币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被迫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溃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没有亲眼目睹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痛苦。
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牺牲美国国内经济的情况下，促进了欧洲经济重建，尤其是他是否将美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国际主义需求。1930年，美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支配全球经济。然而，对于如下观点，人们几乎没有异议：欧洲中央银行的总体货币战略一直受到其企盼恢复金本位的误导。批评人士指出，斯特朗、诺曼和其他国际主义银行家的承诺虽然雄心勃勃，但受到误导，他们推动了英镑、马克及其他主要欧洲货币以兑换黄金的过高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从而被迫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持，甚至对通货紧缩漠不关心，其后果是阻碍了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斯特朗及其中央银行家同事不仅以货币政策促成了大萧条，而且其持续地盯住黄金政策充当了经济的紧身衣，严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扩张主义的反周期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