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生俱来地会带来不稳定，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债务典型地是采用复利进行计算，这造成债务无情地增加，丝毫不顾是否有偿还的能力。代价必须要付出，而债务条款的严厉往往最终迫使偿付链条出现断裂。由此造成的国际对抗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对领土或殖民地的新争夺，而是仅仅为了维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国际收支平衡而越来越寻衅滋事。正如博兰尼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简单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是由均势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世界巨变的一部分”，而世界巨变的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所做的乌托邦式的努力的失败。”博兰尼：《巨变》，第29页。
到了1933年，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这导致了自由放任的原则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自此以后，各国政府不得不承担起责任，以对各种协定和体系进行全面地谈判而不是通过“自由的”市场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商业与政府规划之间为服务于军事目的而进行的结合，而永恒地、不可逆转地确立了起来。
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拒弃国际主义，是因为国际主义意味着一种看来并不能带来好处的世界责任。首先，这要求取消美国对盟国间战争债务所拥有的债权。甚至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仍然强调必须在其账簿上保留这些债务。例如，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在其1974年的年度报告中宣布：
截至1973年12月31日，欠美国的未偿“一战”债务，包括尚未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在内，达到了252亿美元，其中拖欠的金额是208亿美元。最大的几个拖欠未还账户关系到英国（91亿美元）、法国（64亿美元）、德国（16亿美元）和意大利（15亿美元）。
欠下美国大量“一战”债务的国家从未否认这些债务的合法性。不过，它们却将向美国偿还这些债务与以下条件联系在一起，即德国同时以大致抵消它们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金额偿还它们“一战”赔款。如何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对德政府债权问题，被推迟到通过1953年就德国对外债务所达成的伦敦协定——美国是这项协定的一方——而“最终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这项协定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具备了条约的地位。
虽然美国政府从未承认欠美国的“一战”债务和对德国的赔款债权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法律联系，但它们之间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联系，这使得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的敏感。国家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预计很快就会提出具体的建议。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国家咨询委员会：《提交总统和国会的年度报告（1973年7月1日—1974年6月30日）》（华盛顿：1975年版），第40页。
国家咨询委员会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年度报告都以类似的段落作为结尾。但是，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建议，债务也依旧未予偿还。
随着美国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经济收益的观点得到了扩展，变得更为开明、更加从长期的收益出发——因此也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美国以其占据压倒优势的债权国地位获得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当它在朝鲜战争后陷入几乎是从未间断的赤字时，美国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金融进行了转型，以此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
到了1971年，美国近乎于让欧洲和亚洲放胆来兑现它们的盈余美元了。这样做本来会抬高它们自己的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尽管这些国家这一次处在债权国的位置上，但它们竟然如同在1934年一样，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反击战略。对于取得不再跟在美国后头所需要的规模，欧洲和东亚各国也没有准备好去采取一个一致的、涵盖整个地区的方法。
在1933年，欧洲各国甚至没有打算制定出一项战略，以此来对它们的债务国地位加以利用。它们不能像美国在1971年后威胁欧洲和亚洲那样对美国提出威胁，说它们对债务的拖欠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它们并不欠美国的银行和货币系统任何钱，它们欠的是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在当时并不真的需要这些钱。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对于债务的世界观，它拘泥于以债权人为导向的心态，这导致欧洲各国的政府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甚至不惜以打乱本国汇率和实行货币紧缩作为代价。
美国就不一样了。罗斯福站在农村地区的立场上说话，而这些地方的债务具有导致抵押贷款遭大规模拖欠的潜在威胁。他的减缓威胁之道是调整黄金的价格，他希望这会推动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上涨到它们在1926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上涨到它们在许多抵押贷款原来贷出时的水平。
金融体系以债务人为导向且倾向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是如此地异类，以至除了凯恩斯，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理解罗斯福为什么要彻底破坏伦敦经济会议。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利用其债务国的地位作为手段，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时，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仍然没有掌握债务人导向的逻辑思路。欧洲人认为，债务人对于其债权人提出的无论什么要求都要默默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盟国和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努力偿还它们的战争债务而牺牲了它们的经济。不存在这样的逻辑来引导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或者在此之后放弃其全球性的甚至帝国主义式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非但没有扣押美国公司的私人投资，反而鼓励这些公司继续收购欧洲的企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竖立起了单边的贸易壁垒，丝毫不顾及国际法及其要求经济做法对等的原则。
债务人的力量在于威胁体系、通过其违约而打击债权人的能力。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破坏性的力量，债务人就能够制定法律。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都在运用这个战略，但第三世界、苏联和其他债务国经济体仍然没有掌握它。欧洲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这个潜在的力量一无所知。它们很像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让自己接受了经济压迫，只是通过战争开支才从这样的压迫下解脱了出来。发动战争证明比联合起来另外建立一套金融体系要容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