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经济的调整来恢复世界贸易，但国内的情况紧急，不能等到实现恢复的那一天了。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政治领袖们的工作不是根据看来最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广泛原则而采取经济政策。选民们希望本国领导人追求的是本国的利益。目光远大的领导人可以追求长期的利益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好处，而且世界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会有助于一国长期利益的实现。但是，在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的一路之上所采取的手段，必须反映各种对一国利益的有意识的追求，而不是任由某些手段导致本国的利益从属于其他经济体的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表现得比美国更加清楚国家的自我利益和世界主义的理想之间的区别了。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对国际政策拥有否决权。由于行政分支要向代表各自的地方利益的参众议员们负责，所以对于行政分支来说，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运用美国的政策都是异常困难的。自内战以来，只有当政治家们认为更为开放的贸易和市场、货币稳定以及世界领袖的责任等方面的政策构成了对美国自身繁荣的支持时，他们才会抛开保护主义，转而追求这些政策目标。当国内的经济扩张要求联邦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美元的竞争性贬值、农业保护主义、工业贸易配额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国际主义原则的放弃时，美国总是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快地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
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对于理解美国的国际关系也很重要。在传统上，美国的经济政策视这个市场为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量，而不是依赖于外国市场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这一自我依赖的政策正是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敦促欧洲采取的政策，他希望欧洲以此政策来代替通过殖民主义——它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来垄断外国市场的努力。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孤立主义包含有理想主义、甚至是反军国主义的元素，至少从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的表述来看是如此。雷克斯·塔格维尔（Rex Tugwell）的导师西蒙·帕藤（Simon Patten）的富足经济学（Economics of Abundance）是与他对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结合在一起的。西蒙·帕藤：《经济理论文集》，由雷克斯福德·塔格维尔编辑（纽约：1924年版）。更为一般的讨论见我的综述《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纽约：1975年版）。
在历史上，欧洲国家更具国际导向。这导致它们制定政策时依据的是对称的经济权利，从而为各国家彼此之间的自愿贸易、借贷和投资提供了基础，从而扩大了总体的市场。当然，它们对于自由贸易有利于主导国家这一点是有认识的，这正如自由的资本运动有利于债权国一样。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从贸易转向金融，再加上在债务重压之下的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通货膨胀，促使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视货币稳定为稳定的贸易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欧洲对国际主义的强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贸易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要远远超过美国——达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而美国只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欧洲试图实现稳定，以此作为商业复苏的前提条件。
尽管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此，但盟国间债务以及与此有关的贸易问题根本就不是确定无疑地能得到解决的。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党派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上存在地区间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正在进行调整，以适应欧洲在经济上的要求，但罗斯福当选总统意味着这些政策会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大部分的欧洲人——此前都认为将会不可避免的大逆转。对于即将主政的民主党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放弃美国对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债权当然更不例外。不过罗斯福的顾问们很快就看到了看来确实不言而喻的金融事实。“截至1931年6月15日，我们收到的本金是75 000美元，而利息却达到了19亿美元。”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首次新政》（1966年版），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