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大部分战争具有局部性和双边性的特点，如普法战争、布尔战争、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除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这些战争都不涉及大规模的国家集团，因此，他们既不牵涉盟国间债务，也不牵涉财政援助。然而，一战无论在直接损失，还是在经济后果方面，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不像前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战争，“一战”在欧洲大陆进行，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随着“一战”开始席卷全世界，起初似乎还执行财政援助制度。的确，如果盟国一旦耗尽了经济力量而又能不立即退出战争，那么执行援助制度似乎就不可避免。1915年2月，在战争爆发之初，英国、法国、俄国的政府代表会晤，同意联合其财政和军事资源。三年后，为了诱劝希腊加入同盟国一方，英国和法国承诺（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希腊是否支付所得到的军需品“将根据希腊战后的财政和经济状况而定。这样，几乎不考虑债务清偿问题；实际上，这服从于获得效忠的需要，从而是重新应用18世纪的办法”。《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9页。
同样，美国政府代表起初知会盟国，无须担心还款条件，这个问题将在战争胜利后得以解决，暗示着将按照名义上的条款行事。例如，有一段时期，美国公众极力支持向法国提供10亿美元的赠款，帮助法国发动战争，以回报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给予的援助。这样激励了法国政府通过美国政府的渠道，来实现其所有军备融资。这意味着此类财政援助最终等同于捐赠。来自爱荷华州的参议员凯尼恩（Kenyon）称：“总统先生，我想告诉自己，我希望这笔贷款，如果我们提供的话，永远不要偿还，我们也从不要求偿还。我们欠法兰西共和国的太多，因为它为美国做出的，是我们永远也回报不了的。”
“在我们伤心绝望的时候，法国给美国钱、陆军和海军。没有法国的援助，我很怀疑我们能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不想看到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偿还我们可以提供的贷款。”引自菲斯克：前引书，第168页。在美欧进行贷款谈判之时，全美典型的语调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凯金（Kitchin）的声明：“事实上，当盟国赢得战争时，如果我们要回了这笔贷款，那么我们就是占便宜。”引自菲斯克：前引书，第162页。还可见众议员斯威兹的评论（菲斯克前引书，第167页）与众议员瑞尼和安德鲁的评论（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306—310页）。后来，一位作家认为：“美国在1917年4月参战时，它应该向前线尽可能快地派兵和提供军需。军需品比士兵早一年抵达前线。如果士兵和军需品一样快地到达战场，他们就已经开炮打仗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支付了炮弹费、医药费和死伤士兵的战争保险费。但是，我们没有尽快派士兵上战场，未能帮助我们的盟友击退敌人，也未能帮助它们支付武器弹药费用。”艾伦·S奥姆斯特德：“拉斐特，我们要回我们的钱”，载《民族》第CXXI期（1925年12月23日），第723页，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12页。
然而，美国是根据特别条款参战的。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所解释的，美国不是盟友，而仅仅是一个合作者。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仅仅是贷款，因为美国没有抱着领土和殖民主义的要求参战。“如果美国提供的贷款与财政援助有关联，那么它会自然而然地对胜利果实的分配感兴趣，因为援助者是重新分配胜利果实的主要设计人，这是援助的本质。皮特引导盟军抗击拿破仑；他的兴趣在于绘制欧洲新地图。美国对欧洲战争的兴趣在于从侵略者手中恢复欧洲国家主权，在该目标达到后，如何分配战争果实是盟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美国和德国单独谈判达成了和平条约。《柏林条约》最终证实了美国与此前的战争同伙缺乏联盟关系。”《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12页。
这种独特的军事政策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贷款成为战争鲜明的经济特征。为了力求满足全部清偿美国在战争和重建时期提供的武器和重建援助的要求，美国保证，一旦战争结束，欧洲盟国间的名义贷款将转化为政府间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