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题是，人们不应从公司部门，而必须从美国政府对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施加的压力，寻找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源。早在“一战”结束后，但尤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全世界中央银行的政府间借贷和债务关系已完全压倒了私营部门资本的推动力。
这种新型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一国政府，也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和控制政府间资本的多边机构，而不是通过私营公司谋求利润的行为，实现对其他政府的剥削。将传统帝国主义转变为超级帝国主义的关键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借助于它占绝对优势的债权国地位支配了国际组织，而从60年代以后，它又借助于其债务国地位做到如此。
面对战后经济关系的这种转型，非共产主义世界似乎束手无策，只能走向防御性地管制对外贸易、投资和收支。这一目标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要求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但是，美国主要依靠增强其军事力量，挫败了它们的努力。
1990年前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开始主张它们需要自立时，美国撕下了所有伪装，绝口不提它在“二战”后坚持创建的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要求。相反，美国要求“有序销售协定”，在国别基础上具体说明纺织品、钢铁、汽车和食品的市场份额，而全然不考虑国外的“自由市场”发展和经济潜力。欧洲共同市场被告知，为美国农民留出历史上在欧洲谷物市场中所占有的固定份额，除非美国自己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就如同1973年夏天所发生的，当时外国不得不遭受美国强加出口禁运的后果。美国废除了私人合同，为了美国经济的稳定，而破坏了外国经济的稳定。
简言之，美国的外交家迫使外国政府管制它们的国家贸易和投资，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目标。外国经济体被构想为一种次要市场，服务于美国国内需求满足之后的美国产品输出，一旦美国商品出现短缺，美国就不会强加这些需求。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粮食和木材价格超过美国国内价格时，美国政府要求其农民在国内销售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出口。
因此，世界商品价格上升时，美国就实施出口控制，降低国内价格。为了保持国内价格表面上的稳定，美国要求外国政府承受物品短缺，并使它们的经济通货膨胀。结果是两者间的分歧，一方面是美国国内的价格和工资，另一方面是全世界的价格和收入。最大的分歧产生于美国政府实施世界外交的动力和其他政府寻求保护其经济自立的目标。由于将华盛顿共识内含的双重标准坚定地置于首位，美国以其外交快速、老练地挫败海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当美国资本品和其他原料的价格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时，美国又会采取另一套做法。例如，世界银行被要求（该要求未得逞）根据美国对世界银行认缴的25%份额，分配它对美国资本品和原料的购买。日本被要求针对美国木材、旧金属和植物油的进口实行“自愿控制”，并限制对美国出口纺织品、铁和钢。美国的政府机构、州和市也要遵循“购买美国货”的规则。
所有这些的走向都与雅各布·维纳、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以及其他战后初期理想主义策划者所预期的恰好相反。回顾过去，他们就像“有益的愚人”，没有认识到谁实际上从表面上的全球自由主义中获利。在这点上，只要考虑到美国外交，当前的自由放任和货币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在学术上扮演了有益的愚人之角色。回顾1945年关于如何建设战后社会的辞令，人们就会发现，正是美国提出了如下的理想主义主张：开放的世界贸易将如何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没有实现。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提高接受援助的债务国赢利清偿其债务的能力，而且使这些债务国更加依赖于其债权国，原材料出口和粮食依赖程度的上升，恶化了它们的贸易条件，阻碍了它们实施土地改革、累进制收入和财产税等必要的社会现代化。
甚至在“二战”后美国的外交家主张其他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和投资开放门户时，美国政府却在扩大对本国市场的管制。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收紧了乳制品和农业配额，提供农业补贴，而美国的谈判代表后来却批评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同样的补贴。如今（2002年），几乎一半的美国农业收入来源于政府补贴。
世界贸易受到政府计划空前干涉的指导，这些计划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所称的华盛顿共识协调。其目标是，为美国提供足够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造成足以压低这些商品世界市场价格的长期供给过剩。这种规则的例外是美国出口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可以预期这些产品有相对较高的世界市场价格。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外国仍然能够维持国际收支顺差，就如同石油输出国，它们的政府将被要求使用其收益购买美国武器，或是投资于流动性差、最好不在市场上交易的美国长期国库券。所有经济倡议都应由华盛顿共识策划者做出。
“二战”后瓦解了英国的英镑区以后，美国官员建立了美元区，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战前的政府都严密地控制了其经济。正如上述，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的融资直接是由外国而非美国的资金所承担，它们的红利分配政策同样也受到凌驾于外国国家主权原则之上的美国政府规章的控制。海外分公司被要求遵循美国政府对其总部的规章，而不是遵循这些分公司所在国的政府规章，而这些分公司可是其所在国的合法公民。
这些分公司的国际贸易同样受到管制，这既不会考虑世界市场的动力，又不会考虑当地政府的政策。美国子公司被禁止同古巴和经济哲学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针对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抗议，美国政府无动于衷，没有撤回任何对美国跨国公司总部施加的压力。
金融领域的情形也大体相似。虽然外国的利率经常超过美国的利率，但外国政府不得不将其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库券。其效应是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使其低于外国的利率，美国的资本投资从而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得到融资，这是外国公司所不可能做到的，而美国的股票也维持较高的性价比。
因此，美国经济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获得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美国政府介入全球市场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介入，二是通过其控制的布雷顿森林机构间接介入。介入的目标通常是促进美国公司的利益，但根本的动机是认识到，管制这些公司的行为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国际收支平衡而言，美国首要考虑的是冷战外交的地缘政治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