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府极不希望将其出口商置于竞争劣势之中位置，因此它们持续购买美元，支持本币汇率，从而也支持了美元区经济的出口价。“外国机构对美国政府短期国债的需求大幅增长，导致这些国债与其他市场化的有价证券相比的市场收益比以往任何情况下都更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解释说。“尽管大规模的美国政府赤字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还是出现了上述发展。”由于外国央行对美国政府的美元债务工具的特别需求，美国公债的收益与公司有价证券相比下降了，而外国央行是不买美国公司债券的。
这改变了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调节机制，数世纪以来，各国都是被迫提高利率来吸引外资，为其赤字融资。对美国而言，提供“外”资的是国际收支逆差，因为外国央行将它们手里的外流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国库券。美国的利率降低恰恰是由其国际收支逆差所造成，而不是与之无关。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越大，外国政府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美元就越多，这同时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国内联邦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
由于美国的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从政府公债转移到高收益的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将低收益的国债留给外国政府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繁荣起来。美国公司也开始收购有利可图的外国企业。它们花费的美元被移交给外国政府，外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将这些美元以超低的利息再投资于美国国债。外国对美国国库券的需求抬高了美国国债的价格，相应地降低了其收益。这抑制了美国的利率，但引发欧洲更多的资本外流。
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这种美元债务循环的动机。它认识到，外国央行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美元，以免世界货币体系崩溃。德国和盟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二战”后，甚至都没想过制造这样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准备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人们总体上认为，这样的体系崩溃对外国的伤害将比对美国的更重，因为外贸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美国的战略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坚称，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是一个外交难题，而不是一个美国公民应担心的问题。
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体量入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已变成美国经济窃取其他国家资源的一种手段。
美国政府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大量花钱，不断推高其国内预算赤字。这种支出既直接通过作为军事开支，又间接通过过热的国内经济对外国商品和资产的需求，流向国外。过剩的美元又循环回到它们的源头——美国，在该过程中抬高了全世界的通货膨胀。随着其收入和财产价值的上升，大多数美国人感受到，他们在通胀中变得越来越富有。
外国政府购买了从“二战”末至1973年5月美国所有公开发行的新增联邦债务，整个20世纪90年代外国政府仍然是这样做的。（至于那时候该体系是如何终结的，本书续集《全球分裂》进行了概述。）这一进程在1968—1972年遭遇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1972—1973年粮食和石油的价格上涨四倍的通货膨胀大爆发中达到顶峰。在这5年期间，公开发行的联邦债券净增长470亿美元，美国政府只向其社保基金、其他信托基金以及美联储发行了少部分，而外国政府购买了420亿美元。
美国政府从外国央行而不是从其公民处借款的独特能力，是现代经济奇迹之一。若非如此，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战争刺激的美国繁荣很快就会结束。正如1973年美国遭遇的威胁所显示的，当时外国央行决定切断其货币与美元的挂钩，让它们向上浮动，而不是接受美国财政部借条的进一步泛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