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别人的感情和判断与我们自己是否一致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感情是否恰当、判断是否正确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操方面也会过于任性而为，或者害怕因为自己和朋友受到伤害而过于愤愤不平。他生怕自己情绪过分激动，一味感情用事，因为见义勇为给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无辜，但也许并不像他原来认为的那样罪不可赦。这时他非常看重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赞同让他得到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反对则可能给他惶恐不安的内心雪上加霜。如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把握，就不会把别人的看法时刻挂在心头了。

　　有一类艺术品非常高贵典雅，需要极高明的鉴赏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在某些方面鉴赏的结论常常并不一致。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的优点能够得到明确的论证，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加需要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要求高超的鉴赏力，年轻的初学者很难把握这一点。因此，没有什么比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让他喜出望外，也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评价更让他无地自容。前者让他对自己的表现信心十足，后者则让他垂头丧气。也许在获得经验和成就之后，他会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然而，公众的批评总是给他带来深重的耻辱。拉辛为自己的悲剧《菲德尔》反响平平而耿耿于怀，以致虽然正处于写作的巅峰时期，也决定不再写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那些不值一提、错误百出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常常超过了最为热情中肯的赞扬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也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可以和所有最优美和谐的英国诗歌相媲美，但是这不朽的名著却受累于最卑鄙拙劣的作家们的批评。据说格雷由于自己最好的两首诗遭到东施效颦的模仿而受到很大刺激，以致想要从此搁笔。那些自诩妙笔生花的文人的敏感性可与这些诗人相比。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信心十足，因此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认识的两位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土，从来没有因为无知者忽视他们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苦恼。据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受过多年冷落，也许这丝毫没有打扰那个伟人的平静。自然哲学家们跟数学家一样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他们对自己的发现和知识的价值，像数学家一样充满自信、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