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营中，许多稍纵即逝的宝贵商机要求决策者具有当机立断的勇气。中国古代商人祖师白圭认为：商人四德，智、信、仁、勇，四者缺一不可。而“勇”又支撑其他三者，没有勇气其他三者也无从谈起。
从内在主观方面来分析，此时，具有相当商业头脑和投资胆略的伍国莹能力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积累。他在为潘家打工期间，不仅接触到了广泛的业务关系，从中学到许多外贸知识和做生意的经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且还广结人缘，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建立起了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
而且，当时他还是允许与外国人交易丝和瓷器的少数中国商人之一，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伙人，“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所以，外商都乐于与之合伙经营。
经过这几年的打工生涯，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当积累了一定资金、人脉和经验，羽翼丰满、内外时机成熟之际，从乡间走出来的伍国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运用他的勤力和才智抓住了天朝特权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际遇，迈出了家族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他把元顺行改名为怡和洋行（行号位于今广州市人民南路与仁济路之间的怡和大街），直接代理了洋船上的生意以及代替海关向洋船征缴关税，在特殊政策下做起了自己的合法生意。令伍家想不到的是，这一机遇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我们在拜读名人传记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大人物在降生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征兆，什么异香满室啦，夜吞北斗啦，日月入怀啦，都会被写进正史之中，以此作为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的例证。
伍秉鉴居然能在西方人眼里成为与比尔?盖茨“平起平坐”的世界首富，按说出生前也应该会有一些异兆，但是，翻遍各种研究资料以后，发现这位首富就是平平常常的出生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因为当时人们对地位低下的商人家的孩子不太关注，即便有什么征兆也没有人会在意，也就没有历史记载。
清乾隆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伍国莹喜添一个儿子，他给这个新出生的男孩取了个乳名亚浩，后来伍国莹根据儿子的这一乳名给自己取了商号“浩官”，因此被外商称为Ｈowqua（浩呱）。按照行商中祖孙、父子、兄弟沿用同一商名的习惯，其后先后主持行务的伍秉钧、秉鉴、受昌、崇曜也被称为浩官，“浩官”也就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浩官”实际上是他们的商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先生，字义是管理之意，其他行商首领也多在姓名字号以外有个这官那官的“商名”。当时，初来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在外商眼中，他们就是国家商人，是中国官方的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