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
2002年，《大西洋月刊》委托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两位美国学者，写一篇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文章写完后，该杂志最初要求做一些修改，然后又拒绝发表，原因不言而喻，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将会引发极大的争议，在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犹太人中间更是这样。随后，所有的洽谈都徒劳无功，美国没有一家杂志愿意发表这篇文章。2006年3月，这两位学者最终同《伦敦书评》签订了一项合同，以《以色列游说集团》为题发表这篇文章。1.2
据这两位学者所说，以色列游说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联合起来的松散联盟，他们积极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之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3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松散同盟”对美国政府和媒体施加着重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成功地使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2005年《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它是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之一。4该委员会的官员经常与国会议员举行会议，并且公开发表有关议员们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投票记录的分析报告。4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影响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4它在华盛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经常向议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咨询，甚至在总统内阁候选人的人事任命等事务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4例如，1992年大选刚结束，该委员会主席竟然宣称，他正与新当选的克林顿总统商量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人选等问题。5
有人会以为，一个对华盛顿出台政策有如此影响力的组织，应该是值得美国人民信任的。不过事与愿违，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官员被发现卷入一些危害美国安全利益的活动。2005年5月，在五角大楼担任分析师的美国空军上校劳伦斯·富兰克林被逮捕，并被指控向该委员会的两位高官传递机密信息。同时，FBI控告这两位高官向以色列透露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对于向以色列一位政府官员和该委员会两位高官泄密事实的指控，富兰克林表示认罪伏法。6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遭到这种为国外政府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仍然能够赢得国会议员和布什政府高官们的广泛支持，因为上至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在内的许多高官还对其大加赞赏。布什称赞它“使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家安全正面临巨大挑战”，并且“让国会和人民都清醒地认识到日益上升的核扩散危险”。7切尼进一步补充说：“为了美以两国人民的友谊，委员会在战略利益和道德践行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
但是，米尔斯海默教授和沃尔特教授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是一个强大的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它过多地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使之偏袒以色列。同时，这两位教授认为，委员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能够回报支持自己的议员和议员候选人，并打击那些不听话的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可以保证它的朋友们能从无数亲以色列的政行会（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获得强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对那些仇视以色列的议员，则通过资助其政治对手的方式加以报复。”3
2002年，阿拉巴马州的厄尔·希利亚德和佐治亚州的辛西娅·麦金尼两位议员被认为有敌视以色列的举动，因而被竞争对手击败而丢掉了议员职位，幕后原因即是竞争对手获得了犹太人的资助，其中大部分就来自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9“过去40年中，少数批评以色列的议员几乎都遭到过公开的羞辱报复，惨一些的甚至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支持的竞争对手。”10这一点根本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除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松散同盟”的其他成员主要由“这样一些美国犹太人构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竭力影响和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之促进以色列的利益。”3杰里·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等基督教福音派信徒以及共和党国会领导人迪克·奥秘和汤姆·迪莱也是这个游说集团的成员，他们“相信以色列的重生就是圣经预言的实现，因而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要不然就会违背上帝的旨意。”3事实上，在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美国智库和主流媒体中3，以色列的支持者“已经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3。因此，美国大多数评论家越来越亲以色列。
公开辩论和言论自由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却“监视教授们的写作和教学”。3他们甚至“向国会施压，要求监视教授们关于以色列的言论，”3并对那些胆敢批评以色列的人扣上“反犹太主义”的帽子。4令人相当不安的是，2004年，由于批评美国为了以色列而置自己的国家利益于不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纳托·利芬变成了同事们唾弃的对象，并且被迫离开了这家智库。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质疑美国对巴以冲突的政策，差点“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11
最近，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功地游说美国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它的策略是向美国政客们不断施加对付伊朗的压力。42007年9月28日，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取得了“即使不是完胜，也算是重大的胜利”。当时，76名参议员联合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12同时，众议院也通过了《制裁伊朗授权法案》，规定“对在伊朗能源部门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外国公司实行全面制裁”。12随后是2007年10月2日凯尔·利伯曼的立法提案，威胁要打击、遏制和阻止伊朗。换言之，美国国会已经授予总统发动反对伊朗的战争的权力。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深陷伊拉克泥潭、付出惨痛伤亡和高昂费用的情况下，美国还如此急于要对人口5倍于伊拉克以上的另一伊斯兰国家发动战争呢？《纽约客》专栏作家西摩·赫斯特找到了答案。当在电台节目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得直截了当：“因为金钱！来自于纽约犹太人的大量金钱。我没有开玩笑，相当多的犹太财团和著名的美国犹太人都站在以色列的立场认为，伊朗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想就是这么简单，因为金钱！……这也是2007年美国政治的核心。”13
如果金钱在美国政治决策中如此重要，那么美国目前的以色列政策给自己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了吗？很不幸，根据《以色列游说集团》作者的看法，与以色列的关系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仅在1973年至2003年这一时期内，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直接援助总额就超过了1.4万亿美元。以色列每年得到大约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援助，相当于美国每年对外援助预算的1/5”。3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也价格不菲，而且还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复杂化”。3“更重要的是，美以两国因为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才团结起来，这种说法完全因果颠倒。美国之所以面临恐怖主义问题，就是因为同以色列走得太近，而不是相反。”3
最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得出结论是：“仅仅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存在就已经表明，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便符合，美国也不需要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组织来插手。”3在文章发表后，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遭到许多同情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学者的批驳。例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绍维兹就声称，两位作者是“自毁名誉”。其实，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以前是同情和支持以色列的，但是9·11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对美以关系的看法。9·11事件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与以色列结盟对美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2
